杨荣昌

     近年来，云南文学创作呈现长驱直入的发展趋势，每年都有一批作品登上国家级文学报刊，频频冲击重要文学奖项，产生了一批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作家诗人。与创作界的蓬勃景象相比，批评界就显得有些冷寂，主要表现在我们还缺乏一流的批评文本和批评家，批评的后继人才也显得青黄不接。虽然云南省文联在集结批评队伍、拓展批评阵地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文学批评在云南文坛要真正发挥一体两翼之一翼作用，与创作实现比翼齐飞，依然任重而道远。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批评写作者，我对云南文学怀有深挚的感情，常为好作品的出现而击节赞赏，努力为其鼓与呼。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在云南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也许比在一线城市写作更显艰难。当代文学的运动状态和不确定性，需要批评家及时作出反应和研判，而云南地处边疆，信息来源滞后，话语平台匮乏，批评家很难进入文学的中心场域发言。

         批评家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读者，他的分析、阐释与判断受力于自身丰厚的学养，并在无形中引领读者的阅读与欣赏。好的文学批评不能满足于理论的缠绕和名词的贩卖兜售，应该是审美阐释与智性挖掘共同挺进的，它要求批评家关心现实，体贴民心所向，否则会在紊乱的价值观面前迷失方向。导向是文学批评的灵魂，面对芜杂的文学生态，尤其需要发挥批评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去芜存真的作用，积极为文学阐扬价值之所在。批评家仿佛一个优秀的导游，引导游客（读者）欣赏奇山异水，攀登巍峨高峰，纵览人间美色。在我看来，声色俱厉的批判否定固然勇气可嘉，但是对某部作品理直气壮地说好并继而分析好之所在更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精神品格。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一部作家辛苦创作出的作品说出一百个否定的理由应该不是难事，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出毫无瑕疵绝对完美的作品，但是要对这部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学理分析并指出其闪光点，就需要批评家的学养和良知。批评与创作同属于表现世界的形式，之间无所谓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创作是以形象的语言、繁复的结构、丰满的艺术形象来再现这个世界，探索世界的存在方式及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批评则以逻辑推演、理论求证来说出世界的本质，深度呈现作家在表现世界时的诸种努力。两者都需要写作主体忠诚于内心的审美法则，不容许丝毫的虚伪矫饰，他们之间应是包容、体恤与共鸣的。

        就我个人的批评写作而言，会一直朝着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调整完善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在云南这片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土地上，每个民族背后都敞开了一块充满魅性的文学世界，长久以来，一代代云南作家以绚丽的笔触，点染了奇幻的高原色彩，而云南的批评写作者，更有责任去呈现各民族的品格、心理、气质，积聚云南文学精神，使之形成云蒸霞蔚的文学气象。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普遍背负着本民族的历史责任，他们用汉语表达民族思维，在充满地域色彩的美学领域奋力开掘。随着国家层面对少数民族地区扶持力度的加大，这支队伍势必会愈发壮大，显示出更加强劲的创作力量，成为重要的文学生长点。而在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线城市的批评家面临着汉语批评知识同质化的困境，他们的发言容易形成话语共同体，在解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时，因为知识来源的单一，难以进入民族意识的核心，往往会言不及义，批评与创作脱节。这正好给了边地批评家一展身手的机会。在我的批评实践中，少数民族文学是重要的方向，我的精神背景与知识谱系，也多半与此相关。因此，我会更加关注云南文学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写作，在跟踪阅读国内外前沿作家创作的同时，深入研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关涉民族文学的理论做到触类旁通，以多维的视野观照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努力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深入民族文学的艺术内核，又不为其所拘囿，以立体型眼光评价文学作品，力图达到评判的客观性。

        二是关注同代人的成长。虽然我不赞成以出生年份对作家进行代际划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代出生的作家，审美特征有其相通的地方。以“80后”作家为例，这代作家最早的出场方式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以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为代表，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巨大成功把一代作家都标签化了，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坛对“80后”的定位就是青春写手。这让一批明星作家获得市场青睐的同时，也遮蔽了更大数量的写作群体。当前，文学批评界的中坚力量不太愿意研究“80后”，其一是两代人之间审美经验的疏离，难以找到话语共同点；其二是“80后”正在成长之中，世故的批评家怕把“宝”押错了。因此同时代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80后”批评家与同代作家有相同的成长背景，普遍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他们需要共同成长。身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会更加关注我的同代人，尤其关注那些标签化之外的作家，张扬他们介入现实生活、革新艺术表现手法的文学精神，使这批作家能够尽早地经典化，走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

        三是关注边疆文化安全问题。云南地处边疆，边境线长，境内生活着25个少数民族，尤其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因历史上没有书面文学，作家的培养与成长更是不易，本民族的作家某种程度上既是他们的代言人，也是其精神导师。如佤族青年作家聂勒所言，他在家乡被自己的同胞当作“神”一样地看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培养好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家，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维护边疆文化安全，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事关大是大非的文化争锋中，我会旗帜鲜明地敞亮自己的观点，表明价值立场，对那些彰显仁爱、友善、团结等人类优秀精神质素的好作品给予不遗余力地张扬，引导、建构文学的正面价值。相反，对宣扬分裂、落后、反动的腐朽文学，予以强烈批判，让文学真正能够浸润品质、濡染人心，发挥正能量。

       生在彩云之南我是有福的，而立身云南书写着云卷云舒的高天厚土更是我的幸福。为了脚下这块神性的土地，为了那些身体扎根大地、灵魂翱翔天空的人民，更为了文学这个甜蜜的诱惑，我会固守南高原之根，为实现云南文学的坚守与超越，以百折不挠、之死靡它的精神，纵笔驰骋，纵情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