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体沧桑烛照世相纷繁
——彝族作家段海珍小说论
杨荣昌
从年龄代际上看，段海珍属于真正的“70后”作家。这代写作者普遍重视个体经验的感受与阐发，致力于对存在世界哲理意义的深度探究，其创作相较父兄辈而言具有明显的私密性特征，也常呈现一种耀眼而锐利的思想光芒。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段海珍的写作也许还不具有广泛的知名度，但她小说中呈示出来的艺术特质，尤其是对民族心理与女性情感的双重体认，对小说艺术结构和叙事方式的不懈探索，值得批评界重视。
一、女性生命主体的沉浮
跟高产作家相比，段海珍的作品数量并不突出，20年的文学创作，仅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小说，这些作品几乎都潜藏着或明或暗的人文意义。她尤为擅长塑造青年女性角色，通过她们聚焦乡土中国女性的历史命运。《红妖》中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秋水的女人，年轻时跟随外出打工的小伙李阿根回到山里的麻湾，初来时穿着一件山里人从未见过的旗袍。不幸的是，秋水命途多舛，李阿根在一次失足落水后死去，她失去了依靠，只好嫁给三公公张铁匠。第二次婚姻尽管有着强烈的迫不得已之意，但再婚的那天，她依然将搁置多年的旧旗袍翻出来穿上。谁知命运的无常继续如影随形，大儿子豆子落到江里，少年夭折，老实巴交的张铁匠也在她中年时先于她而去，最后，漂亮的小女儿石榴也被淘金队员骗出大山，从此杳无音讯。生活的灾难全部压向了这个苦命的女人，精神也饱受折磨，囿于世俗的偏见，她一直无法与倾心相爱的阿宝生活在一起，最终变得精神失常。当“我”回到故乡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一个“蓬头垢面形体单薄的女人”，口里含混不清地叨念着丢失的女儿石榴，身上却穿着一件“过时的花色旗袍”。小说深度刻画秋水命运悲剧的时候，成功地将“旗袍”作为重要的叙事元素。它在作品中的三次出现，喻示着秋水每况愈下的人生境遇，第一次出现是“新”的，意喻着主人公对爱情和生活充满向往；第二次出现是“旧”的，说明她依然想保留一个女人最基本的体面；第三次出现已“过时”，明确地表现出秋水此时已精神紊乱。“旗袍”成为这个一辈子爱美又一辈子饱受情感及生活多重折磨的苦命女人最后的精神寄托。
一般说来，短篇小说要注重细节的刻画，中篇小说必须讲述好看的故事，长篇则要写出人物的命运。段海珍的中篇小说在讲好引人入胜的故事的同时，还注重对人物命运的雕刻与表现，力图在不长的篇幅中写出人物命运的历史纵深感。《美丽任务》中的兰婆，青年时代与前来执行秘密任务的夏主任相恋，虽然经历了家道的破落，她依然等待着那个男人的出现，从一个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变成一位白发苍苍、年迈体衰的老太婆。兰婆的一生经历了天崩地坼的时代巨变，横贯了大半部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而对爱情的忠贞与守望，伴随了她波澜起伏的后半生，即使遭遇历史性的灾难也痴心不改，无怨无悔。段海珍擅长营构一个相对自足的历史时段，将人物置身其间，使命运的变化有足够的表现空间。在当下，很多作家习惯将中篇的素材拉成长篇，而她却往往将一个本来可以涵盖长篇容量的素材压缩成中篇或短篇，以紧凑的语言，舒缓有节的叙事和密集的艺术元素，增强了小说表现的艺术厚度。
二、对民族痼疾和男性霸权的双重拷问
段海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生活在命运的洪流中，被非常态的生活所困扰和挤压。人物背后普遍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起作用，它们由多种因素交织，以看似道德化的面目出现，其指向却是违背道德与人伦的。小说潜隐着强烈的思想批判性，虽然不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出现，可它独特的表达，有着异常深刻的艺术讽刺性。巫蛊叙事是她小说中主要的呈现方式，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民俗现象，巫蛊的神秘性、危害性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它折射的其实是人类内心丑陋的一面。小说写出了这种神秘力量的可怕，通过人物悲剧命运的呈示，潜藏在民俗表象背后那长长的人性恶的阴影昭然若揭。《鬼蝴蝶》中的阿姑婆，青年时被屌兵凌辱，村人视其为不洁之物，大半辈子被孤立，被挤压，孤身一人住进村头的瓦窑里，成为边缘人。这种悲剧性命运的根源充分显示了人性的恶，为了强化阿姑婆的不祥，村人一口咬定她会放蛊，会害人，她只好以自焚结束衰迈的生命。朱和双博士认为，段海珍的巫蛊叙事是死亡型的。从文学层面来看，巫蛊叙事可以超出一般意义上对人物命运的现实书写，进入到更为神秘和不可捉摸的精神界面，对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一种背离和超越，借非常态人物的命运，折射世态人情与人性美丑。为了强化小说的反思性，她还设置了小蚂蚱这个角色，这是一个同样不受家人重视，也不知母乳为何味的小男孩，童真的心灵里充满着对阿姑婆的好感和依赖，对她乳汁的芬香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这是任何外力都改变不了的。小蚂蚱对阿姑婆的亲近，显示了强烈的恋母情结，是自然天性的真实流露，与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中留守儿童旺旺对惠嫂乳汁的迷恋异曲同工。段海珍设置这个角色，既要表明一种未经俗世浸染的童贞似乎还在昭示着人性残存的善良，同时也为了与那些丑陋的人性形成鲜明对比，增强小说的批判性。
小说中的男性多半不在场，或是以委琐的形象出现，他们逃避责任，拒绝承担，是被审视、质询和批判的对象。《桃花灿烂》中的桃花，与山外来的实习教师相恋，被寨子里的人视为大逆不道，不仅其家庭被罚“洗寨子”，即摆出酒宴让村人大吃大喝三天，个人更是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
“桃花喝了那苦草水。老太医又熬了女人做月子洗澡水的麝香草水，让她脱光衣服蹲在木缸里盖上塑料布熏蒸。蒸完，老太医又把她的手脚捆绑起来，放在揉羊皮的床板上，烧起清香叶子火让她烘烤，烤出热汗后又对着她的小腹和胸脯使劲地搓揉。
老太医说，他是在遵照神的旨意行事，她把一团毛茸茸的窝窝草塞进她的腹腔，说是要毒死那汉人的种，要把那条汉家野狗留在她身子里的毒水挤出去，再把她整个放在药水里干干净净地洗一遍才能送到婆家。
桃花差点被他们揉断肠子和筋骨。她在床板上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她心爱的人的名字，但是她那个人却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已经被学校开除。他害怕寨子里的人会打断他的手脚，他已经离开了大山。他说是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等到他有机会的时候，他会回来找桃花的。
他们把桃花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看见桃花的身体里流出了暗红色的血水才松了手。
桃花的母亲哭着喊着扑向她骄纵的女儿时，却被许多有力的大手按住了。”
爱情本是人性深处最美好本能的迸发，但在偏远之地的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之间互不通婚的封闭与偏狭，让无数怀揣美好憧憬的女性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之相关的男性，多半逃之夭夭。这篇小说描写为爱情而遭受磨难的并非桃花一人，村里两位姑娘怀上了汉族人的孩子，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而跳河自尽，小说开头出现的“阿吉”，也是其一。来自家族（民族）封建落后的观念和男性的怯懦与缺席，是造成女性悲剧性命运的两大根源，段海珍对作为民族痼疾的巫蛊现象的批判，与对男性人格的拷问联系在一起，以此表达她对民族历史的理性审视，阐扬自己独特的人文价值立场。
除了塑造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年女性角色外，段海珍笔下还有另一类生活在都市中的现代女性。她们物质优裕，气质高雅，表面上看是现代社会的成功人士，但在物欲横流、诱惑丛生、情感如瓷质般易碎的时代，她们普遍面临情感的危机与困扰。社会转型期带来个体生命的阵痛，由此导致的女性内心挣扎要比男性敏感而强烈得多。她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并作了细致深刻的呈现。可限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都市不是她所熟悉的，都市女性的角色塑造偶尔流于表面化和浮泛化，对其沉沦与救赎的表现，更多是作家本人作为女性的情感直觉在支配写作。相较而言，民族地区的青年女性因为背负着独特的民族标示，其题材某种程度上具有唯一性与神秘性，这让许多作家，尤其是汉族作家不敢贸然涉足具有民族禁忌意味的写作。但段海珍自小在彝家山寨长大，耳濡目染了许多民俗仪式，加上她作为作家所具有的清醒的民族自省意识，对本民族的伤痛也就有着强烈的切肤之感，使得对民族心理的揭示与表达，常能发人之所未见。
三、民俗：独特的民族性叙事
小说写作考量一个作家的综合叙事能力，对生活的观察，对历史的认知，对人物命运的穿透性审视，是构成优秀小说的基本元素。《杏眼》里的小花枝为了花灯艺术，跟四川来的鞋匠杜老板远走他乡，丢下相爱多年同样因花灯结缘的祝四郎，祝四郎因此而失魂落魄，一辈子难以释怀。即使在“文革”那样以颠覆文明、践踏底线为能事的非常时代，对心上人和花灯也依然痴心不改。长相平庸的四丫头在他极其困苦的岁月里不离不弃，让庸常的生活得以延续。拨乱反正后，已是风烛残年的祝四郎又得到政府的关注，可他只想从名誉上恢复一个民间艺人应有的尊严，社会却没有给予他这份满足，他最终在对小花枝和花灯艺术的魂牵梦萦中溘然逝去。民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码和叙事元素，在当下愈发得到作家们的重视，它以小说背景的方式出现，为小说主体的人物心理、行为、性格发展提供参证，或证明人物变化在艺术上的合法性。《杏眼》普遍采撷滇中地区的民俗文化元素，那些方言俚语、民谚童谣和花灯唱腔的一招一式，被作家一一缝合在对一个民间艺术家执着守望花灯艺术的文学表现中，显现出深厚的艺术积淀和绵密的叙事耐心。这对于年轻的段海珍来说殊为不易，她把小说当做一件艺术品来认真打磨，精心雕刻，使之既圆润大气，又光泽鲜丽。这篇小说至少达到了三个层面的艺术高度，一是以个人命运的流转折射时代的变迁，以个体沧桑烛照俗世悲凉，这是小说写作普遍的艺术路径。二是把一个民间艺术家对花灯艺术的痴迷写得深刻透彻，抵达了人性极深的维度，艺术已内化为人物生命的一部分。三是小说情境的塑造，采用滇中地区特有的花灯艺术作为叙事元素，讲述的是中国式的故事，呈现的是中国式的情感，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美学特质。
段海珍的文学视野投向的是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注重历史性的建构，即以漫长历史的叙事来凸显人物命运的无常与磨难，写作的精神格局由此变得开阔而深邃。她在表现人物命运沧桑感时的那种熟练与深刻，尤其是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与审判，昭示着一种大气成熟的气象，这将无可辩驳地成为我们对她充满期待的理由。因此，当众多的同龄作家在艺术方阵中久久难以突围而纷纷转向长篇小说创作，急欲以重文体来确立自己影响的时候，段海珍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艺术自觉，拒绝文坛的浮躁与喧嚣。她选择在中短篇小说的世界中游弋，以对小说美学的高度敬畏，精心打磨艺术的佳构，充分显示了一名彝族女性作家特有的价值立场、情感认同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