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
每次回家，当村庄在我的视线里由近到近仿佛被放大镜放大时，那条进村的路口，那棵撑了半个乡村天空的桉树下，那几条石凳子上，总是坐着我的母亲，拄着拐杖，不停地朝着进村的车子张望。和母亲簇拥在一起的人群大多是老人，平时她（他）们常坐在这里纳凉聊天。她（他）们知道，只要有车开进这个村庄，必定有在外的游子归来。不管谁家的孩子，在老人们眼里，都是这个村庄的后裔。老人虽记不住游子的学名，却知道是谁家的儿女，一见面便亲切地喊游子的乳名。
的确，每次都是这样。一见我的车，母亲和那群老人就像看电影一样，把目光全聚过来。便有人朝着我喊：“小黑龙回来了，是小黑龙呢”。原来是我的母亲第一个认出了我。接着，老人们便跟在母亲身后，摇摇晃晃挪移到车旁，喊我的乳名，跟我搭话。热情好客的母亲就会招呼老人们到家里吃点我带回家的糖果。走时，还要让她们揣个在兜里，并再三挽留：“在我家吃饭喽——在我家吃饭喽”。我的回归，如亲戚登门，前来找我说事的，串门子的人络绎不绝，家里顿时异常热闹起来。满脸荣光的母亲也乐了，笑起来，脸上干瘪的肌肉间喜悦碧波荡漾，一浪高过一浪地绽放。
毕竟时间有限，我还得离别母亲，离别村庄，返回“借土养命”的城市，开始耕耘自己的职地。可每次临走时，母亲总会提出一袋下面垫着米的鸡蛋，递给我：“这是我攒的土鸡蛋，没喂过饲料，比城里的洋鸡蛋好吃呢。”原来这些鸡蛋，有些是她养的鸡下的，有些是用我平时给他的零花钱节省下来向村里人买的。每次回去，哪怕是蔬菜，她总会劝我带上几棵：“这菜，没施过化肥，没打过农药，鲜呢！”都不会让我空手而归。直到汽车爬上铁厂坡头，回望那个离我渐渐远去的村庄，仿佛那棵大桉树下，仍坐着母亲。直至梦里，直至下次返乡，我的脑海里仍这样想着，挥之不去的是母亲盼我经常回家的目光。
其实，我也并非身在异国他乡，只在离家五十公里外的小县城谋生。回趟家说难也不难，只是由于逃离村庄二十多年了，对城市或多或少产生了依赖的惰性，常用“工作忙”搪塞，若不是母亲健在，回家的次数也许就更少了。而高龄的母亲，认命自己是农民，也像我一样，同样对乡村有种依赖的惰性，愿做一粒种子，在乡村的土壤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乃至枯萎、腐烂，都要魂归故土。就像那些树木、庄稼，只有泥土才是自己的根。任我怎么劝她，到城里来一起生活，或住几天，她总是说：“我是要熄的灯了，一口气不来咋办？”母亲的话常常令我找不到适当语言来说服她，接她进城。
母亲也和我有过一段城市生活的情缘。那是我刚结婚后的第二年，母亲收完最后一季庄稼，离开乡村，来到城里帮我带孩子。在乡村人的眼里，母亲是来享福的。原因是母亲一生都命苦，生了八个孩子，离世的父亲是个吃粮不管事的人，母亲一双手含薪如苦，养大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哺育成长，结婚成家，全靠母亲操劳，孙男孙女个个她都一把尿一把屎领过，是乡村人常说的“嘴有一张，手有一双”，响当当的婆娘。到城里来跟我带孩子，对于当时已近七十岁目不识丁、地道农民的母亲来说，她不习惯鸟笼一样的楼房，不习惯用毛绒的牙刷嗽口，不习惯坐在那白亮亮的马桶上解溲，不习惯那些不烧柴生火的电器，不习惯那嗡嗡旋转的洗衣机，不习惯没有块屁股大的菜园地和猪鸡饲养……。那些日子，面对陌生的环境，我常看见忧心重重的母亲站在窗前，呆呆地望着老家那个方向。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她，只有那个一天一个样在她手心里捧大的心肝宝贝女儿，才是她的唯一寄托。
母亲每天除给女儿洗尿布、屎布、洗澡，包捆抱逗，还要忙着帮我们做饭、洗碗、拖地、抹家具。每当听到邻居们夸女儿乖、女儿胖，颇有成就感的母亲就会笑得露出假牙。每顿吃饭，母亲总是说我们上班苦，先让我们吃后，“轮班”换抱女儿，她才上桌，然后再收拾饭后的残局。转眼，女儿上幼儿园，母亲说要回老家侍弄她的田园，饲养她的猪鸡。不知做了多少工作，才把她留了下来，直至女儿小学毕业、读完初中升高中，爱到无力的母亲随着年岁增高，返乡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我只遵照她的意愿，把她送回老家，由哥嫂们照顾。
在母亲的心中，老家才是她真正的家。我家里那些用旧的家用电器和家具，穿旧的鞋袜衣服，我多少次想当垃圾扔掉，母亲总是不让丢，带回老家给大哥他们用。笨重的叫大哥找车来拉，轻便的随身负囊，每次回家见到那些曾经用过的旧家具犹如见到自己的母亲，倍感亲切。每当遇到天旱无雨或冰雹洪涝、地震，她总会叨念，大哥的庄稼怎样？那格老房子安全状况如何？总要催促我打个电话问明情况，才放心。逢女儿放假，她总是说农村活计多，劳力紧，要回去帮大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在她眼里没有贫富之分，都是从她一双奶头上抹下的，个个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女儿开学她又返城照顾，十多年，老家和县城都是母亲牵挂的始点和终点，两个家在她的心里都像天秤般平等，丑好都是她的儿女，都是她的家，都是她割舍不下的牵挂。
不知不觉，我已步入中年，偶尔去参加过几场葬礼，我的心就开始忐忑不安。总在想：下一个会是谁？隔三差五，总要给老家打个电话，问问母亲的病情。一旦有空，或是放假，总要给母亲送针药回家，尽量满足母亲看我一眼的期盼。
母亲究竟能活多久？我无法预知。
母亲的爱还能延续多长？没有尺子可以丈量。但我心里明白，至少有老家到县城五十公里路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