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笔记（组章）
素描达卡
与达卡是偶遇。
都快出访了，才接到通知，说要去孟加拉、印度。
我当然欣然，那是什么国度，只在我一遍又一遍的想象中，依旧找不到半点轮廓。
昆明有直达达卡的飞机，就在去达卡的前夜，也就是2月28日，昆明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是踏雪而去的机场，那种感觉是心里温暖，身体冰寒，忐忑的心情直到登上舷梯的那一刻止。
到达卡的空中距离大约1400公里，2个小时的航程。老天爷算给了我冰寒的遭遇一次弥补，坐飞机从舷窗向外看那么坚持还是第一次，天空特别明朗，山峦、路径、池塘、屋舍，就连跑着的汽车也看得清清楚楚。
这也是我第一次俯视孟加拉大地，尽管书上说的，孟加拉江河纵横，我想只有在这空中鸟瞰，才能真正领悟，才会心生同感。这片南亚次大陆就像布满经络的肺叶，那是一种看的见也摸得着的张驰，是一种鲜活
的血液在涌动。
机场是一个国家的首要国门，达卡也不例外。达卡国际机场给了我对这个国度的第一印象，热烘烘的天气例外，机场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人山人海，或者叫做繁忙，而是有些慵懒、倦怠。出关整整用了两个多小时，是因为拜访达卡大学所带的礼品。问题就出在那些礼品上，机场海关对中国结和奥运会吉祥物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不知道，反正费了不少口舌才放行，听说还有关员讨要小费。
哥你在航站出口万分焦急，他是来接机的，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个孟加拉人。
哥你的典型在于他的外貌不在于衣着，蓄着满脸的络腮胡，眼睛大得出奇，微胖，沉着而不拘泥，虽然30老几了，还是带上他的两个学徒忙里忙外，蹿上蹿下，颇给人好感。
Best Western La Vinci Hotel，这是我们入住酒店，在达卡算不上最好的酒店，门面更不张扬，不是有人家引领你根本不知道那就是酒店。门外有几个服务生忙不迭地接过手上的行李，入门时更是意外，很小的空间里还摆放着一把藤桌几把藤椅和一束绢花。
后来才明白，酒店的大厅不像在国内注重门厅，而他们把大厅设在了六楼，餐厅在12楼。
周围的环境很差，是两个大菜市场，腐茎败叶，四处散发出馊味恶臭。却人来来往往，头顶篾箩、簸箕之类的，盛满的蔬菜、水果等等。咫尺数步，不忍不看，菜市场里除了交易蔬菜，也有卖水果或小吃的，有点像国内的农村集市。
我们第一顿饭是中餐，一家叫竹轩餐馆的，也是达卡唯一的一家中餐馆。老板是个重庆姑娘，只知道姓周。到国外，能吃上地道的中国菜，而且是地道的川菜，那简直是福上福。真的，何况哥你的厚道，吃的不仅管饱还管吃好，这在旅游中从来没有的美事。
吃完饭去看城内的明星清真寺。
穿街走巷我这才真正地开始认识达卡。
达卡的“三多”早占据了我心里的全部，一是人多，二是三轮车多，三是蚊子多。
达卡的人那才叫蜂拥、如蚁，1400万，挤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尤其老城，不管那条街道、巷弄，你都看不出一米远，都是攒动的人头。
达卡的三轮车有70万辆，多吧。不管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如何，至少我是信的。除了人就是走着或停着的三轮车。达卡的三轮车也很有特色，花花绿绿，色彩艳得扎眼。有人戏谑为“连贫穷都是鲜艳多彩的 ”，大多数车夫衣衫褴褛，瘦骨嶙峋，但精神并不萎靡。
蚊子多，多到不敢下车。哥你领我们到一家超市购买纪念品，走的超市后门，后门有一个臭烘烘的水塘不说，蚊子就像饿过了头，只要稍加停顿，就爬满一腿。幸好带了清凉油，达卡蚊子还算知趣，闻到辛辣的气味一只只灰溜溜地跑了。
其实达卡还有一多，就是乞丐多。不论你到哪个角落，只要车停下，就会围拢三五成群的大人小孩，有人说这是一座“乞丐之城”，约有常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靠行乞为生。
达卡的治安还算可以，三步五步就有一个持枪的军人，枪在手，就有了威严，只是我忍俊不禁，那枪都是老得掉了渣的“三八式”，我怀疑是不是聋子的耳朵还成问题。警察手里都拿着一根木棍，木棍是统一制作还好，有的粗有的细，有的弯有的直，还挺受用，乱哄哄的车流、人流靠的就是这根小棒。
达卡还有一景，汽车都是“裸”的，大街小巷里跑着的汽车几乎都被刮光了油漆，没有车道，你行我走，你磨我蹭，日久就变成了裸的了。裸有裸的好，没有任何顾及的这些车，挤满了人不算，车棚上有时候也会坐上三五个，车门从来就是敞开着，汽车飞驰。
达卡人对于中国人是友好又钦羡，当来到明星清真寺外，只要你立定照一张像，就会一窝蜂围过来，和你一起争抢镜头，想单独留影，除非事先叫人抓拍，否则都是满当当的画面。
达卡人的友好在第二天达卡大学参观时更加感受到了。不管上到院长下到学生都是一张友好的脸，尤其学生，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溢于言表。
中文系同学们用生硬的汉语朗诵着《生活》：觉醒之犁耕耘着一块块荒地，/这雨霖对那些昏睡的人毫无意义？/闪电传送暗示，霹雳轰击门扉，/大地苏醒，大地苏醒，人间哪些人在沉睡？/脚下的泥土下面昔日死去的人，/在鲜嫩的绿草丛中获得新生。/绿野在做梦，几时春天的洒红节归来，/遭雷击不开的花苞，在欢乐中盛开。
同学们尝试用汉语或者用文字和我们交流，我看到了他们的可爱，一个叫卡妮滋的漂亮女孩突然给了一幅她自己画的鹤，并要我收下，我便即兴还了她一首小诗《我的目光和你的一样悠长》：一丈阳光是从这里裁出的/都是你和我一起共享的天空/生长的麦子和雨/当风起摇曳/舞动的是两段的愿望/阳光下，长出的是一种深长的友情/你不去，我却来了/那片云彩还留在家的那端/其实这一方云彩也一样/一丈阳光，半张云彩/万物生长/我和你的目光一样悠长。小姑娘喜滋滋收下我的诗，甜甜地说了声“谢谢”。
座谈完，学校招待我们吃了顿中饭，达卡人待人的简单而热情，我想起了中国人和中国人的铺张。
达卡大学，还给我们上了另外一课，大学并没有看到国内一些学校的森严壁垒，开放的大学校园里，三三两两的大学生们捧着书本，或默读，或议论，学习的氛围尤浓。很想把这些情形拍下来，但又怯怯地，缺乏语言沟通，生怕引起误会。但才举起照相机，学生们便报以浅浅的一笑，心里登时泰然了许多。在美术学院，见有三个学生正在校园的草坪上写生，其中的一个女生很是漂亮，当我举起照相机时，她却羞涩地避开了，尽管我不断的寻找角度，她就是不予理睬，执拗到最后，我只好向她笑了笑。女生的执拗让我读到了达卡大学生们的坚定性格。出大学校园，来到了保护母语纪念碑广场。哥你讲解着碑文的大意，我这才明白了当年的达卡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们为何为了保卫母语可以舍生忘死。
有人说，征服一个民族首先要消灭它的文化，消灭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它的语言。
因信仰而被划入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就是因为不满当局规定把只有3％的人会说的精英语言乌尔都语当作官方语言，于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语言运动，并导致了1952年2月21日的残酷镇压。这场抗争活动中有5人倒在了血泊中。也这正是这场语言运动酝酿了后来的独立运动，并经过1971年的独立战争，最终成就了孟加拉民主共和国。也为了纪念这场运动，人们建立了这座纪念碑。
在大学就转悠了一个上午，难以置信，不过达卡城也没有什么可逛的，却又特想了解“忙活与图存为主色”的达卡人城市生活。于是找哥你商量，待晚饭后租一辆三轮车到一两条典型的街道看看。
哥你并没有满足我的这个愿望，而是带大家乘车逗了一转就回了酒店。但透过窗户，我还是隐隐约约看到这座城市的异样的神情。
城市的表情是看人，和白天熙熙攘攘的人流相比，似乎变得有些冷清，尤其黯淡的灯光，映出模糊的一张张脸，他们在以一种不死的意志守候偶来的问津。
这些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城市，没有几处霓虹灯，也没有几处明亮的夜市，商店饭店也大多在刹黑之前就打烊闭门了，只有地摊还在延续着这座城市的生命。
达卡的夜是死板的，但达卡这座城市是顽强的。
正因为达卡的另一面，第二天我才特地起了个早，出酒店往右，徒步走了好大一截路，我看到了和《联合早报》上那段的描述一模一样的情景：烤饼店早已炉火熊熊。满街风也似奔忙的童工，舌璨莲花的染坊店店员招呼着茶水，各类手艺工人，在露天街上展示着各自的看家手艺......怪不得记者最后又得出了“这是一方独特的人世展场，是人类生存的最深层锻炼”的结论。
在达卡，我更重要的是收获了和那位记者一样的感慨：惯于养尊处优的人在这里的尴尬与惊讶。
历史里的风景
孟加拉的热才出机场就让我领教够了，这并不影响我对这个陌生国度的好奇。但汽车在达卡的大街上穿行，却没有看到了伟大诗人泰戈尔倾情歌唱的大好景象。
我来的不是时候，错过那个季节，也就错过了那些风景。但我可以从诗人的诗句里感受，也可以从孟加拉人骄傲的神情里感受。
“在那十一月和十二月里，芒果林中清香扑鼻，使我心醉，使我神迷。在那九月里和十月里，稻谷一片金黄，长得无比温柔，无比美丽。”
我想这不仅仅是诗人对于这片土地的钟情，如果真的来对了季节，也有可能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尽管达卡的城市老旧而脏乱，还是有椰子树、香蕉树、芒果树、荔枝树、棕榈树、芙蓉树装点着这座城市，城市的生命似乎鲜活了许多。尤其在达卡大学附近，两旁都是高大苍劲的古树，枝叶相交，形成了一道漂亮的拱形，把街道遮盖得严严实实。蓊郁的古树上停满了的乌鸦，我相信乌鸦会带给所有来者深刻的印象。一位到过达卡的游人有这样一番形容：“一只乌鸦，又是一只乌鸦，一群乌鸦，又一群乌鸦，也许还有更多的乌鸦。”多数人都把乌鸦多的理由归咎到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垃圾，乌鸦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自己的美食。其实不然，在日本的东京，我同样看到了乌鸦成群的景象。乌鸦多的根本，它是孟加拉的国鸟，是受到保护的。
在我简单的认知里，孟加拉的自然景观同样不错，据说孟加拉湾三角洲西南部的孙德尔本斯跨越孟印边境，有世界最大的红树林地带，在那里，潮汐、泥岸、湖泊、池塘、森林、鸟和孟加拉虎，构成了我脑海里那一方美好世界。
不过，这次来，我还没有单纯到只看山看水，当然也没有复杂到要看透这个国度。或名曰旅游或冠冕堂皇的称作考察，最大的愉悦而在于对这个民族和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或者人的生活有一定的认识，哪怕是浅尝辄止。
得益于驻孟加拉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刘三振的一番介绍，否则我对孟加拉依旧模糊——
孟加拉国是以族称而得名。“孟加拉”即由古代“孟加人”加上“拉”（“阿里”的变音）组成。“阿里”一词，据说源于古孟加人的统治者，在其故乡低洼地区建起许多高又宽的护堤（梵文里亦称其为“阿里”。（据《往世书》记载，钱德拉族国王巴利有5个儿子，分别建立王国，其中温格王国位于帕德玛河南岸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之间。12世纪时，其西部地区叫“拉拉”，后演变成“拉尔”。两个词（“温格”和“拉尔”合在一起组成“崩格拉尔”。穆斯林统治孟加拉后，按其读音习惯，称“崩伽尔”或“崩伽拉”。英国入侵后，讹传为今名“孟加拉”。
孟加拉是南亚次大陆的文明古国，公元4世纪前后孟加拉曾为签多王朝版图一部分。17世纪英国侵入后，孟加拉曾一度成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中心。19世纪后半叶，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947年印、巴分治，孟加拉被分成东西两部分。西孟加拉属印度，东孟加拉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1972年1月7日，东孟加拉正式宣布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孟加拉的历史是深远的，命途却是多舛的。
当11世纪初伊斯兰文化的植入，伊斯兰教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国教，在达卡随处可见的清真寺，不难想象宗教文化的深入，达卡也因此而被称为“清真寺之城”。 哥你撇开了达卡最大的清真寺巴度梅卡林清真寺不去，据说巴度梅卡林清真寺清真寺建在一座高台上，楼高三层，内部装饰华丽，长廊、花园及喷泉遍布全寺。
遗憾更加丰满了想象。
我们参访的是星清真寺，星清真寺建于18世纪，是达卡最为著名的清真寺。该寺是一座五拱顶式建筑，并饰以数以百计、大小各异的星形瓷砖，顾名思义，星清真寺因此而得名。哥你呆在寺外，我们依次脱了鞋子，留下挎包和相机。里存很多的器物、经书，悬挂着很多画像，没有翻译，只是草草地掠过，但这种游历并不影响众多的清真寺都成为了游人必看的景观。
索纳冈旧都遗址公园也是必看的，离达卡只有29公里，它是13世纪前当地皇朝的旧都，也是后来苏丹皇朝的陪都，公元1608年莫卧儿帝国王的太子伊斯姆也在此建立邦府，当纺织业得以兴盛，索纳冈便成为南亚次大陆东部的通都大邑。
我们没有看到器宇轩然的门楼，只有一道铁门，怯怯地打开一扇小门。只需10个达卡币的门票，就可以进去了，公园里平时来的人不是很多，外国人就更少了，博物馆里陈设着的东西很少，以生产生活用具居多，还有承载了旧都人每一个日子的陶钵瓦罐。
没有解说员，依次穿过一条条狭小的甬道，穿过一道道的没有门页的门框，我们看到的一段段嘎然而止的脚步，所有的鲜活就此打住了。
在这幽暗中，总有一小女孩尾随，怯怯地。我们都争相和她留影，她没有拒意，就像邻家的孩子，乖巧可人，但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她一言一语。这样弃之悠远的凝固中，有女孩的尾随，才激活了我们情绪的流动。
其实公园留下可观的东西不多，据说有陵墓、清真寺，哥你的汉语水平有限，对于旧都的了解只能凭表面。遗址公园分布着几个水池，还有参天古树、草地和粗糙的双牛拉车雕塑。草坪上有孩子们踢着足球，三五家商户卖着纪念品和小吃，没有一声吆喝。
一古树下，盲人艺人在弹拨着什么，那是我看不懂的孟加拉乐器。周围拢着男男女女，听说我们来自中国，盲人艺人就更起劲了，同行的作家黄尧给了他一些小费，他用音乐报以致谢。盲人艺人也算得上这个国度的一个符号，据说孟加拉有“歌舞之乡”的美誉，其音乐别具特色，伴奏的乐器多为当地独有的手鼓“托普拉”和一种类似手风琴的“哈姆尼姆”。歌者边奏边唱，多以音色纯清、音域宽广见长。我们最后报以了热烈的掌声，长长地，只是盲人艺人没有一丝的反应。
这时来了一队学生，是在老师的引领下，有点像国内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选择了离开。
数百年的峥嵘，让岁月掏空了所有，只剩下书语里的轻描淡写。历史也许是一道风景，只是心情悻悻然。
到库米拉则更甚。
库米拉在孟加拉的东南部，公路窄了些，好得不难走，从索纳冈车行60余里就到了。
我知道库米拉也不会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事前就知道要参观叫玫纳玛蒂的佛教遗址。已到中午，赤日炎炎，心生惰怠，草草地看了设在遗址公园外的博物馆，都是与佛教有关的，包括了铜铸、铁铸、木雕、石刻、泥塑的大小佛像。
不是我对这里文化的漠然，而是一头雾水地转悠，哥你自个儿张罗午饭去了，你能看出过什么明堂。我早早地出了博物馆，遇到一大群学生，纷纷地围拢过来，示意要和我一起照相。难得有这样的待遇，我明星般地露着笑容。
公路一旁有很多的摆摊的小贩，卖小纪念品和小吃的，纪念品问津的少，吃的倒是人多。在不远的一片森林里更是热闹，不知道是不是节日还是别的，有的10来个人一堆席地而坐，地上铺着毡子，摆上他们带来的手抓饭，津津有味地吃着，看见我们这些生人，虽有些诧异，但还是神闲气定，若有若无。
树林里更多的是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好像是有组织的，穿戴也整整齐齐，我们镜头始终追赶着那几个漂亮的孟加拉姑娘，姑娘们极尽躲避之能事，不一会就不见了踪影。
让我倍感新鲜的还有，一对男女青年都斜倚在一棵树上，没有牵手，也没有言语，我始终未能读懂这对男女表达爱意的方式，但我走到了他们的中间，他们知道了我要合影，只是欠了欠身子，让我站在他们之间，没有半点厌恶的意思，我揣测，这已经彼此属意而且已经公开的一对。
林子里还有卖各种吃的，还有眼巴巴看着别人吃的孩子。
我们在路旁吃了早上在酒店就准备好的午餐，等不胜等地去到遗址公园，看完后还要回到达卡，哥你有些心急。
从微微开启的铁门和站立一旁的门卫警惕的眼皮底下挤进公园。这里不像众多的古迹，即使颓废沧桑，也会让我感到惊奇，眼前仅是那几尽夷为平地的残垣断壁，雄姿的影子早已灰飞烟灭，早就没有了要看的欲望。
不过从占地面积看，玫纳玛蒂的佛教遗址公园的规模并不算小，至少有一两个平方里公里的面积。公园里有意地进行了绿化，否则那些残垣断壁只会被肉眼看作历史的尘垢。其实近到眼前，还是感受到了寺院曾经的辉煌。众所周知的，远在四到五世纪的孟加拉，佛教源起，其历史堪比印度悠久，到了七世纪卡伽王朝，佛教逐渐兴盛，一直延续到十二世纪末巴拉王朝覆亡，孟加拉佛教有幸保持了四百年的鼎盛时代。只是到了十二世纪末，当孟加拉沦于回教徒统治，佛教就开始走向衰微。
我开始想象，这众僧云集的佛门圣地，一夜间树倒猢狲散的情景。
我实在不愿去考究玫纳玛蒂的佛教寺院毁于何时，知道与不知道都无关紧要，但我敢肯定，它一定是未能逃过无情的征服、杀戮以及到最后的彻底汰埋。
出园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向哥你建议，带我们到一个孟加拉的村子里看看，这是额外的要求，行程里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安排，哥你满口答应了。
大约5点，车行至一个路口停下，下车走不到百米就来到了沙多罗波村口，村口有几个小孩玩耍，其中的一个赤身裸体，这群孩子目光有一些狐疑，显然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充满不解。但孩子很快就恍过神来，簇拥我们走进村中。
房子和我们的棚户有些类似，有泥墙也有篾墙，大多低矮，光线黯淡。看见这样一群不同的肤色的人来，全村男女老少都围到村中的空地上，一些老人通过翻译主动和我们寒暄，并要求合影，仿如故友，没有半点拘泥。
一少女和衣走向池塘中央，带着微笑，孩子们纷纷跑到池塘四岸，笑着，闹着，一样不染半尘的童真，让我忘了身在他乡为异客的不适。问过翻译，那少女是下池塘是为了祛暑。
见识了沙多罗波的淡然平实的生活，我感受到了对于幸福的理解其实是多么的简单，不管过去是怎样的不可一世，最终都归于寂灭，归于平静，留下的是后人想象中的历史里的风景。
像风一样掠过
3月3日，要去印度啦，整整早起了一个小时。
不是我要激动，是酒店morning call ，8：40吃了早餐，9点出发，本来11：30的航班，却要提前3小时办理登机手续，酒店到机场不过半个来小时的行程，却是那样匆匆忙忙。
就要离开孟加拉了，陡然想起了彝族的那首《留客调》：“要走呢，阿表哥，要走呢，阿表妹，走一步来望两眼，哪个舍得你。走是要走的，舍是舍不得......”无论孟加拉之行怎样的苍白，还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国度却是一样的质朴与热情。
这是我对这个国家的最后的注目，在流动的队伍里，只有对达卡齐亚国际机场报以深情的一瞥。
这个占地1981亩的机场，不知道承载了孟加拉人多少复杂的心情，我想，这既是大多数人伤痛也是骄傲。从这里出发走出国门的人毕竟少数，而值得骄傲的是贫穷的孟加拉人也能源源不断地迎来他国远客。他们出于对孟加拉国前总统齐亚·拉赫曼的尊重，把这座机场冠上了“齐亚”的名字。它既是孟加拉孟加拉航空公司和gmg航空公司的大本营，也是孟加拉的航空枢纽。
国际出港的旅客很少，不见拥挤，只是托运行李稍有些麻烦，每件行李通过安检后都需贴上一个小条，否则不予办理托运，而且一件一票，不受理团办。还算好，机场的小姐们个个养眼，耐得住他们的反复折腾。
飞机晚点一个小时才起飞，我们乘坐的是荷兰产FOKKER100型客机，这是一种只有50个商务座位的小型支线客机，据说这种机型在一次伊朗飞阿联酋时坠毁过，而后又出现过飞机升空后不久舱门自行打开的事故，还没登上飞机，心就开始悬着了。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了德里国际机场。德里机场也好不到哪里，比起我到过的机场相形甚远。来接机的是一个小伙子，中文名字叫“太阳”，这是他在北京学习语言时，是他的老师帮他取的名字，对于这个名字，小伙子很是得意。
出机场上巴士，直奔中国大使馆附近的一家餐馆，太阳的安排是因应了我们的要求，行程中有拜访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安排，就近取便。
从德里机场一路过来，从街道、公路、立交、绿化，都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感受，这是一个正在坚毅向前的国家。尤其使馆区，街道宽阔笔直，绿树成荫，相对于德里旧城已是天壤之别。
中国大使馆位于德里和平大街50-D,这一片全都是使馆区，有美国、日本等100多个国家驻印使馆。大使馆不仅是国家主权象征，而且是一个国家贫弱的彰显，各国倾其力，重特色，都无不用心地打造着自己国家的名片。
我国大使馆与美国大使馆为邻，门岗外只有一名持枪执勤的印度警察，没有半点戒备森严的感觉，而美国使馆的大门前摆放了一排数吨重的水泥墩。
与其说是大使馆还不如说是公园，文化处的廖参赞和杨惠小姐带我们参观了大使馆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大使馆偌大的面积，这足以展示一个泱泱大国的威仪与尊严。大院里除了办公区、大使官邸等建筑，到都是高树林立，花草芳菲，还有不少的松鼠上蹿下跳，恣意忘形。更惹眼的是院内的一块菜地，菜地被划成无数小块，虽是品种各异，但错落有致。我想，种菜不单纯是为了省钱，而更多的是为了播种一种精神和收获一种心情。
12万个平方米的中国大使馆，堪称使馆中的“大哥大”，没有人会相信这块地却只花了一个卢比。据说，那时候印度政府动员搬迁，中国的响应是最积极的。
而后，参赞谈起了印度的文学艺术，但抱憾我们没有早一点时间联系使馆，要不然还可以和印度作家面对面交流。
其实我们的交流活动早就定在了印度文学院，杨惠充当我们的联络员和翻译，杨惠是个可人的温州姑娘，待我们特别热情，是见一面就能嵌进记忆深处的那种。
没有什么迎接仪式，看多了国内迎来送往的场面，相形之下有了落差。心里还想，是不是他们看不起一个省级作家代表团的到来，但又一想，人家压根就没有管你作家大小。
座谈会安排在四楼的会议室里，宾主依次而入，各坐一边，来者中最大的“官”是位副秘书长，还有几位作家，但每个人人的跟前都有一些点心、水果、冰激凌和矿泉水。
我对于印度文学的现状知之甚少，就连印度文学院是印度官方全国文学组织管理的最高机构也是这次座谈会上才知道的。不过，去年的一场授奖风波，让我记住了一个名叫阿伦德哈蒂·罗伊的作家，她曾以小说《微物之神》获得全美图书奖和1997年英国“布克奖”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却在印度国内，德哈蒂·罗伊被人们看成了“眼睛像牛犊一样漆黑，嘴唇像佐罗一样傲气”，不仅长期被当局视为眼中钉，也不被文学圈中认可。直到2006年，阿伦德哈蒂·罗伊完成了一部题为《无穷正义的代数学》的散文集，这时才引起了印度文学院的注意，并决定以国内最负声望的文学奖来嘉奖她。可惜阿伦德哈蒂·罗伊并没有领这个情，而是“拒绝因为文学奖项而让自己与她所憎恶的政府产生任何联系”的尴尬收场。
对于中国文学，从他们一个个专注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心里的缺乏，对与云南文学的了解则更是一片空白，我这才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和作品走出国门的必要。团长的侃侃介绍，加上杨惠的流利翻译，多少给了印度同行一次记忆上的敲打。
作家老杨说，来文学院必看印度文学院图书馆，不管是真爱还是假作。因为这是印度著名多语种图书馆之一，拥有10万册印度文学院承认的本国22种语言文字的图书，有道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我们这些作家无不如此。
出文学院，太阳滔滔不绝的介绍让我有些反感，北京时间都快七点才去看总统府、国会大厦、印度门和甘地陵。按行程安排应该还有贾玛尔清真寺、莲花庙，那点时间就是蜻蜓点水也不可能实现了。
看总统府和国会大厦只能在在车上，说那路段不能停车。不管是远观还是近看，我们都有别于印度人的心情。
总统府在印度门的西面的拉杰巴特街旁的一座小山岗上，它建于1929年，原名叫维多利亚宫，是英国殖民时代的总督府，印度独立后改为总统府。
太阳介绍说，总统府应该算得上雄伟，单面积就有约2万平方米。尤其内有340个宫室、227根画柱、35个凉亭、37个喷泉、3000多米长的长廊。此外，还有一个长400米、宽180米的莫卧儿式样的庭院。
国会大厦就在总统府东边，它采用圆盘形状，主体四周围以白色大理石巨型圆柱，是典型的中亚细亚式建筑，但外表雕饰纯为印度历史的壁画，周围绕以高大的棕榈树和平坦的草坪，彼此互衬，相得益彰，每到黄昏，便有不少市民前来，周末尤甚，或一家老小，或成双成对，或呼朋唤友，草地上或相向、或依靠、或围成一个圆圈......从太阳的口述，我想像得出人们那种自在与悠闲。
绕了两圈后，车向印度门方向驶去。到德里看印度门就像到北京看天安门一样，因为印度门是新德里更是印度的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眼下是阔大无边的广场，四周绿地如茵，两侧畔池烟波、亭台水榭，印度门就雄峙于广场中央，宽敞的拉吉大街穿门延向远方。
印度门的外观颇似巴黎凯旋门，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9万名军人修建的，墙壁上镌刻有13500名阵亡将士的名字。印度门门高48.7米，宽21.3米，拱门高42米。顶端有一个圆石盆，据说是一盏大油灯，每到节日，门前的拉吉大道上不仅要摆满鲜花，还要点燃门顶的油灯，熊熊火焰照亮四方。
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节日，但已近黄昏，广场上到处是人，当然少不了小贩，都拢在你上下车的门口，都是些叫卖小工艺品和画册、明信片的。不过还好，这些小贩还不至于生拉活扯，强买强卖，最多喋喋不休，有些塞耳。
天色将晚，打趣太阳，问新德里有没有歌舞厅，太阳极力遮掩，说新德里什么都没有，天一黑就睡觉。我们无法识得这个国度的真实，也许在新德里的许多角落，都有捧着《爱经》的女子。
我们只好去看了一场宗教音乐舞蹈演出，一票要35美元。
演出场地设在僻静的城市一隅，初来乍到，无法知道具体方位，只知道是一个宗教场所，就像过去公社礼堂。舞台简单而窄小，座位是木做的板凳，演出在印度时间的8点钟开始，聚来的都和我们一样面孔的人。节目全是宗教内容，单调的鼓声并没有让我们享受到印度音乐和舞蹈的曼妙悠远，演员倒是漂亮，也很卖力，我们不怨太阳，他没有一点强迫，甚至都劝过不要去看，只怪我们自己上了印度电影的当。
一个多小时的节目，在没有高潮消涨的情绪中落幕，肚子早就发出抗议声了。来到一家Sahara的酒店，等待分配房间，然后就餐。
就餐不是为了品尝或是饱什么口福，仅仅是为了不饿。我知道出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饮食，因此我们都带来了足够的咸菜、腐乳和辣椒。
餐厅是敞开的，只有顶棚，桌子也一溜排开，才坐下，就见一个卓别林装扮的人，一脸粉白，一动不动，活象个石膏雕塑。突然自个儿跑到搭建的舞台上自个儿表演，可能习惯了，管你看还是不看，有掌声还是没有掌声，都那么认真，只是一阵子，就跑到了我们的身边，摘下帽子一个一个地哈腰要钱。我们也习惯了，要钱的人实在太多，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没有人给，也就走了。接着又来了一队表演的人，有大人有小孩，大人伴奏，小孩舞蹈，和那个“卓别林”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从你腰包里掏几个钱。
实在困了，就睡了。
天亮时，想出门看看，但太阳已经开始催促，上车后方知Sahara已在郊外。
车在行走，心在飞翔。
这注定了是一次抱憾的旅行。
此时却心生感喟，我好像有愧于拉姆利拉广场北边的老德里似的。有人说，来印度不看德里，就像到北京没有看胡同一样。一步之缪，就仿佛错过几千年。
旧德里是历史的。
老德里最早的名字“因陀罗普拉斯特”，大约公元前约1400年，因认为是“因陀罗神（雷神）之住所”，德里的先民就在这里建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7个德里城，到公元前1世纪，印度王公拉贾迪里重建此城，德里因此得名。12世纪末，外来穆斯林征服了印度便也把这里当作首都。公元1648年，莫卧儿王朝皇帝沙贾汗从阿格拉迁都至此，耗时10年建成了七个德里城中的最后一座，只是把德里改成了沙贾汗纳巴德。17世纪中叶，印度被英国吞并，英属印度的首都被迁到了加尔各答，直到1911年，德里再次成为为首都。
旧德里是传统的。
旧德里城，占地不过11平方公里，却是街道纵横交错，弯曲狭窄。最繁盛的街道为旧市街，魂是旧德里精华，据说各种商店和市场排列在街道两侧，商品琳琅满目，传统的镶嵌宝石、象牙雕刻等工艺品比比皆是。寺庙、清真寺更是随处可见，诸如城东北角的红堡、贾玛清真寺等等。
旧德里是世俗的。
这个沾染了所有印度人生活气息的旧都，更是一个“杂乱与永远在混乱中自成一格的秩序”，特别“需要一点当地智能才能应付自如的地方”，三轮车、摩托车塞满了整个街道，牛、狗自由自在地，或蜷缩着，或四处翻寻着人们抛弃的剩食，妇女牵儿带女地打量着过往的每一个游客，嗫嗫开口乞讨，男人只需面壁就可以撒尿的景象，还有老鼠和蚊子也极力地争当德里的主人。
于是有人说：新德里是“现代交响诗”，旧德里是“历史的活化石”，是的，在那里也许能看到历史与现实、贫穷与富贵，勤奋与慵懒，肮脏与皎洁的相安无事。我们该悟的，也就是这样的包容兼蓄的城市品格。
我轻轻地走了，德里。
没有诺言，只有回忆。何况旅行不能单靠诺言取悦，我们可以依靠回忆满足。
德里，尽管像风一样掠过。
粉色中的烟雨红尘
从新德里到斋浦尔用了两个半小时，正值中午。
斋浦尔的“遥远”让我感受到了透心地凉，不管翻译描述得多么地震撼人心，我想，那只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住的酒店叫Goldpalace，是一座建在城外的花园式酒店，酒店的富丽堂皇也许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要不选在这城外，有些离群。
酒店的门口有一对父女，着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服饰，小姑娘最多不过六岁，在父亲的类似京胡的伴奏下起舞。
到小姑娘不再跳的时候，就是父亲无休止的《两只老虎》，他为什么不拉一曲《茉莉花》，也好让我们在他乡顿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激动，也许他压根都不知道中国，更不知道《茉莉花》代表的中国元素。好得这首法国儿歌早就耳熟能详，尽管那是我长大了才听儿子唱给我的歌。
安顿后出城，经过的街道却是火燎一般的热，而且有些干燥。加上植被不好，处处裸露的的岩石，多少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了倦怠。
衰落总是在繁华之后，不说必然，只因斋浦尔的粉红又才激起了我的兴趣。我懂得粉红的中国含义，至少代表了“浪漫，清纯”，而斋浦尔的粉红基调又意寓什么，连翻译也只顾摇头，直到翻阅了资料才弄明白，原来在拉其普特人的色彩语言中，粉红代表着好客。据说，那是公元1876年，莫卧尔庭臣萨瓦伊·罗摩·辛格为了表达自己好客心情，在迎接英国威尔斯王子的到访之前，下令将城内所有建筑物都粉刷成了粉红色。
不知道这是不是国王的真实用意，还是有更深的寓意不得而知，反正斋浦尔的粉红给了人们太多的联想。
当我们走在斋浦尔旧城还算宽敞但有些杂乱的街上，却并没有看到“阗城溢郭，旁流百尘，红尘四合，烟云相连”的一番景象，而只是带着浪漫猜想了300多年的一个模糊的影子。
街上有许许多多的商贩，更多的是那些流动的“游击队员”，一个个手上攒满的小玩意，极力地向每个过往的游客兜售。
街上还不时有耍蛇的老者依宫墙席地而坐，地上摆上几个还算精致的篾箩，乌黑的眼镜蛇就盘在篾箩里，高昂起像饭勺一般的头颅，专心致志地听耍蛇人吹响的竹笛，然后慢慢舞动起来。尽管蛇舞翩翩，但看起来还是有些毛骨悚然。于是，有的人说养蛇人精通蛇语，从蛇的言听计从便知，在我看来人与蛇似乎也有某种不为人知的默契。
殊不知耍蛇的手艺有那么古老，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虔诚的印度教徒眼中，蛇是通人性的神，凶猛的眼镜蛇更是财神的化身，他们会好生待它，喂养它，他们相信，只要善待眼镜蛇，才会给自己带来好运。有“耍蛇人”的女儿出嫁，连嫁妆中都少不了蛇，外加一只狗和蛇药，被印度人称之为“吉祥三宝”。
不少的西方人都会去摸摸眼镜蛇的头，也会很大方地丢下几美元的小费，幸运的话耍蛇人一个月收入可以到5000卢比左右，但有上千卢比都拿来喂蛇。表象上的悠闲，掩盖了这个行当太多的危险与辛苦，耍蛇人通过翻译说，如果是在农村表演每天都得走街串巷，这且不说，收入就比城里更加少得可怜了。
我仿佛看到了翻版的《捕蛇者说》，如果子厚观之一定还会“余闻而愈悲”。
这般闷热的天气，却并没有阻挡来者的脚步，都为如入桃林深处的诱惑和耍蛇人传统而刺激的技艺。
不论怎样的沧桑与旧人的音容不再，都应该说萨瓦伊·杰伊·辛格二世留给了一个令人眷恋的斋浦尔，这位三百年前莫卧尔皇帝奥朗则布的天才庭臣，不仅有英明的政治天赋，还是骁勇的武士；不仅是个精通梵文和波斯文的伟大学者，还是一位出色的天文学家和建筑师。仅才踏进位于国会大街简塔·曼塔天文台的门槛，我们就已经一目了然地看到了这位庭臣的智慧，透过眼下那些奇形怪状的砖砌建筑，不需翻译逐个儿讲解着“神奇的仪器”的功用，就已不再有置身于目不所及的遥远，而是站在触手可及的灵动现实之中。据说，直到现在，日晷的精准度还能在3秒之内。
在斋浦尔旧城，核心就是王宫建筑群。
有人说是斋浦尔人是为追求“平衡与尊严”才移都于此，我倒觉得是萨瓦伊·杰伊·辛格二世早已经嗅到了这个世界变化的气息。称自己为“萨瓦伊”的伟大皇帝奥朗则布带着昔日莫卧尔的辉煌终因其宗教歧视政策只走到了1707年，阿马德拉加尔最后接受了这位创造“盛世”皇帝生命归属。
奥朗则布的死，导致了印度的群雄争霸的局面，不仅许多地方纷纷宣布独立，他的儿孙们也为争夺王位，拔刀相向，莫卧尔帝国在骨肉间的无情的杀戮中最终沦为英国的附庸。
目睹血腥现实的萨瓦伊·杰伊·辛格二世不可能无动于衷，与其困守山头作与世隔绝的孤鸟，还不如主动张开双臂拥抱现实世界。
王宫始建于1728年，当然它首先是萨瓦伊·杰伊·辛格二世的问政和起居之所，然后才是王权的威严象征。王宫不是等闲之辈的庸俗之笔，其从现代人也不得不承认“科学”的布局和富丽奢华而让你赞不绝口。尤其方正的城门八方敞开，通向城里的每一条主要街道。
现在王宫只保留了一部分供马哈拉加王族后人居住，另一部分已成为萨瓦伊·杰伊·辛格二世博物馆。尽管博物馆里展示着各个时代的文物以及古代帝王使用的武器，刀剑、弓箭、枪炮、王家服饰、披肩、乐器、绘画等稀世藏品，但我更多的心事在这些物件背后，如果仅靠睹物思人的方式去追忆那些曾经的荣光，那是对历史的不敬。
我相信历史的演变没有任何脚本。
我特地在用枪围成的一个太阳图案前驻足，我陡然对所有的展品感到索然无味，它依旧让我想到了毁灭，凭借毁灭缔造的一切也最终因为毁灭走向衰落。
辉煌也只是帝王将相的一时之快罢了。
不过展馆里两个纯银水瓶还是格外引人注目，1.6米高的银水罐，各重350公斤，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件银器。翻译说，那是在1902年斋浦尔的王公前往欧洲去参加英国王子加冕典礼时装载恒河水用的，又说是因为路途上以避“不洁”，也许的确是这样，对于宗教的虔诚莫过于对水的苛求，但也有可能更多的是不甘次于人的“阿Q”心态。
翻译指着类似一堵高墙的建筑说，那是这座宫殿的点睛之笔。
我还真不知道斋浦尔的地标性建筑就是他所指的风宫。
对于风宫，翻译委实变得眉飞色舞。
我们只是透着汽车的玻璃侧目。
我们看到的是风宫的正面，真的是像一堵宽大的红墙，墙体面朝东南，上面开有954个窗口。
正是这些窗口给了不仅仅是我们联翩浮想，而是所有来者。因为那是王宫妃子和宫女们居住的地方，你完全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那深宫中的幽怨与凄美。
在一窗之隔的两个世界里，一边是女人对外面世界的有限窥视，街市的暄腾更加撩拨着嫔妃宫娥们的春心。而在窗之外的人是看不到那些美人儿的，想必也一定苦苦想象着那一个个窗口的里的“美目盼兮”，神秘是显然的，那一道道窗口就成了斋浦尔臣民的焦点。
血色残阳，斋浦尔的粉色反倒给了我些许伤感，我不敢想象明天一早要去看斋浦尔更早的都城琥珀堡的心情。
琥珀堡在一座山丘之上，离城11公里，1592年，由藩王Raja Man Singh修建。要登上这座都城，可徒步或乘坐吉普车，也可以骑大象。我们早早地就来排队，大象队伍由各家各户喂养然后聚积统一安排，有点像“拼伙”。两人乘坐一头，要200卢比。轮到我们是一头母象，个头要比公象小了很多，生怕我和同行的个头压怀了大象，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母象很吃力地向上挪移，而大部分后来者都已经“超车”走了。
一路上还有很多照相的，管你喜欢不喜欢，因为他不需要遮掩什么，公开的“偷拍”是等你出古堡大门时候讨几个小钱。
琥珀堡色调与“粉红之城”截然不同，城堡由奶白、浅黄、玫瑰红及纯白石料建成，因远观近看都如同琥珀，故印度人习惯地称之为琥珀堡。
琥珀堡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由于地势之高险，犹显其恢弘。堡垒内规模也不赖，处处显示瑰丽奢华，既有接见百姓的Hall of Public Audience，也有接见大臣的Hall of Private Audience，当然少不了王室寝宫和王室成员居住的庭院。在偌大的宫殿里，“镜之宫”极具特点，宫殿的墙壁选择了玻璃嵌壁，只要在阳光的反射下，整个宫殿都会熠熠生辉。
天气的热度，迫使我们选择了御居前的地板上小坐，却偶然发地面一层有12道门，翻译告诉我们，在过去，每一道门里各住着一位妃子。现今有的门闭着，但也有开着的，当起身走进一道门时，发现更有趣的是通往各妃子的房间是独立的楼梯，王妃的居室中间还隔着一堵墙，各妃子是无法知道国王当晚的宠幸，也就免了妃子间不必要的“吃醋”，可见国王的用心。
悠长的通道便是妃子们悠长的等待，“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这般幽怨如缕又有几人知？
当我们来到寝宫的南端的层楼房上，透过楼房的窗户往南看时，一个大型的建筑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建筑是开放式的，足有几个篮球场大小，悉数48根石柱支撑起的宏阔建筑，原来是古代印度的法庭。我不解，这个蕴育了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宗教的国度，想象不出斋浦尔的王公和贵族们是怎样依法行事的。
三个小时的转悠，该看的几乎都看了，但无法用眼睛读懂古堡的更多细节，我想就即便是这座古堡的主人，当年也未必读懂了古堡里发生的一切。日子像射出的弓箭，去了就不再复返，只嗟叹故人去矣，城池还在。一个人只要来过，哪怕我们不能看懂点滴，但那段历史都会在尘封下不声不响存在着，何况与我毫不相干存在。
下山吧，挥去任何情绪。
六人挤在一辆吉普车上，下到山下的停车场，再换乘旅游巴士，行不远翻译叫停了车，眼前有一方湖，湖中有一座水宫，翻译说那是昔日国王和王妃们娱乐和洗浴的地方。
远望水宫，我不会为奇妙的创意惊叹，却是对水宫浸在湖中500多年不语感慨万千，可惜水的笃定守候也难还原出那段岁月的影像。
如今，王公怎么样？妃子又怎么样？
历史不总是在遗憾中结尾？
阿格拉绝恋
不能忽视了阿格拉，你可以看到一幕恢弘的历史大剧，江山与美人，杀戮与宽恕，城堡与陵墓，你即使记不住莫卧儿的鼎盛与不可一世，却难忘了那爱的绝版，谁说江山与美人天生的对立，爱江山也爱美人，悠悠乎，长河落日，娟娟乎，美人迟暮，历史却又总是一样的脚本从头到尾，“便作春江都是泪”，这是高潮之时也正是将要谢幕的时候。
如今只剩下红堡与泰姬的陵墓了，大剧却早已谢幕，不管我来的是不是春天，对于我或是印度人只是深秋一般的感伤与怀念，那些曾经粉墨登场的人都长眠在历史书里，当一脚踏进红堡的大门，就有了一种窒息的压抑，一半是景仰，一半是恐惧，阿格拉红堡不仅是曾经的帝国尊严，也是人性的角斗场。
泰姬陵的进门方式却又给了我另一种不解，闪过那些荷枪大兵的眼神，男女就要各自分开排队，持票依次入园。有人说是为了方便安检，我却认为，是对两个创造了旷世绝恋的亡魂的礼敬。
目之所及，大剧的幕布又仿佛重新开启。
大剧的男主角叫沙·贾汗，莫卧儿帝国的第五代统治者，他继承的是帖木儿的衣钵，是突厥人和蒙古人血统的荣耀。
有人说，莫卧儿是蒙古的转音，在“老虎”巴布尔刀剑的征服下建立的一个印度王朝。
说莫卧儿，当然要说帖木儿。
帖木儿，十四世纪的盖世英雄，当年中东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征服者。我只是无法理喻的，一个文盲，却并无人能阻止他成为一位名声显赫的马背帝王。我相信他的人高马大，也相信他真正的褐色皮肤，更相信他的绝顶聪明，却不相信他是“哲学家的朋友”，帖木儿帝国的昙花一现，也说明了他不可超越自己的宿命，尽管他的铁蹄已经踏遍了亚洲几乎所有的大国，甚至企图恢复成吉思汗子孙的荣耀，可就在1405年，他正雄心勃勃聚集东征大军时卧榻不起。
他也没有想到，百余年后，又出了那个巴布尔。
巴布尔生于中亚的大宛，11岁继承父亲的王位，这个中亚锡尔河上游的乱世之王，如骑在虎背，首先是叔父和兄弟对权柄的觊觎，然后是各种势力的绞杀，只是都被他千钧横扫，他唯一抱憾的，乌兹别克人的凶悍讨伐，他被一度放逐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为人莫作千年计，三十河东四十西。”历史的大戏就是这么个演法。
巴布尔是个识时务者，毅然抛弃了恢复帖木儿帝国的理想，于1504年，趁阿富汗内乱之际，亲率300部下直捣阿富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1525年，又南下进攻印度，攻占德里，最后又以一万胜十万于敌的绝笔之战，用48岁生命之躯奠定了帝国300余年的牢固根基。
沙·贾汗，当然是帝国的受益者。
不过沙·贾汗的帝位并不是捡来的，其波澜跌宕，情节堪惊。尽管他的父亲贾汗·吉尔是的阿克巴大帝的儿子，但毕竟是印度教部族拉其普特人公主生的名叫胡拉姆的王子，这就注定了他与皇后努尔的过结而遭到排斥，努尔以挑拨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意欲除却而后快。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1622年，胡拉姆被迫起兵，但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吉星高照的胡拉姆却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父亲不仅宽恕了他，还准许返回自己的领地，只是他的两个儿子做了阿格拉宫中的人质。
1627年，贾汗吉尔一命归西，胡拉姆又被推到了皇帝大位争夺的的浪尖，有幸的是在一个个人头落地之后，他成了赢家。1628年1月，在惊恐中渡过了几十年王子生活的胡拉姆终于登上宝座，不久，他改名沙·贾汗。帝国30年，沙·贾汗玩于股掌之中，沙·贾汗也用30年成就了莫卧儿帝国前所未有的辉煌。
我无法想象一个帝国或说是那个帝国主角的悍霸与风月，我，不过是匆匆而来也匆匆而去的旅者，所能明白的只需要点滴，三百年风尘，不是一掠可过，沧海或是桑田也不在朝夕之间，而又我所能看到的也就剩下阿格拉城堡和泰姬陵这两张名片了，这是留给所以印度人的，也是留给世界的。
泰姬·玛哈尔无疑是莫卧儿历史大剧中的女主角。
看泰姬陵还分时段，最好是月下，都是书上说的，随导游，我们就像一群生怕打失的孩子。中午来，没有选择，艳阳高照，游陵的心情不能说是向往，那是死者的安寝的地方，只能肃然以对。其实，来者大多是慕名，和我一样，极少会带着思想来的，来看看也就罢了。
看那么多闲情悠然的人，倒觉得更像一座花园。
红墙圈出了17万平方米之广，有水池，有花木，压根儿就没有陵寝的阴森之惧，难怪沙·贾汗要说：“如果人世间有乐园，泰姬陵就是这个乐园”。
长长的走道，却是这对夫妻与世人的三百年之隔，而人们并不觉得那些距离，他们只是睡了，三百年一梦。
我们依次脱了鞋子，套上整洁的塑料套，拾阶而上高台，这里就是陵墓的寝宫。寝宫均用纯白大理石砌成，处于正方形石基座的中央。
先是在寝宫的周围，看到有许多的当地人，或三五成群，或一家老少，我们彼此并不可能有语言上的交流，却可理喻，从这对夫妻身上，他们要寻找点什么，至少是一份期许。
还有不少人注目寝宫高大的4个拱门上，想必不会是那些贵重宝石的装饰性花边，而是用黑色大理石镶嵌的可兰经文。我不懂一字一句，但我懂得死者乃至生者的用心，可兰经是虔诚伊斯兰教徒心中唯一的根本经典。
大抵看墓园都不以气势而论，尤其像泰姬陵，我只把它当作一个男人献给自己心爱女人的礼物，一座供可安眠的处所。心目中的宏大与挺拔就不会在意它的真正高度。其实寝宫也不矮，总高74米，应该有20层楼高的样子。不管有许多描述都已耳熟，这座下部方正，却又在正上方石鼓座上，承托起了一个半球顶的建筑，这样的造型是否也融入了中国人的思想，也许，也许没有也许。
东西两侧还各建有一座样式相似的建筑，一是清真寺，一是答辩厅，看得出是为呼应。寝宫的四方各有一座高40米的尖塔，内有50层阶梯，据说这塔是专供阿訇登高朗读《可兰径》的。这一切建筑，看不到半点冷漠与生硬，而是方正与圆润的融洽，菱角中便也透着婀娜。
是沙·贾汗亲自选择了亚穆纳河畔他与泰姬·玛哈尔初识的这块宝地，陵寝背依汤汤不息的亚穆纳河就颇似中国人的思维，而且据说还有来自中国的玉石、水晶和中国的工匠，土耳其建筑师乌丁塔德、伊萨等人的设计，并没有阻挡中国思想的渗入，分明是石榴或莲花的图案，就更使我坚信，或许这根本就是沙·贾汗的本意。
寝殿内满是人头，不容你驻足，分秒的停留其实已经够了。这喧嚣，似乎是对死者的不敬。还是探头看了看安放着的泰吉·玛哈尔的衣冠石棺和一侧的沙·贾汗的大理衣冠石棺。导游告诉我，在泰吉·玛哈尔石棺上面这样写着：“死于希吉拉历（hegirae,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麦地那）1040年。”并刻着仁慈的神——安拉的99个名字。
我更感动于沙·贾汗从《古兰经》第36章中摘取的一段话并刻在王妃的寝宫上：“无论什么灵魂都将迎来死亡，然后在复活之日得到各自所应得的东西。逃出劫火，被引到天国者是幸福的。今生之作为，不过是梦幻。”
这样的游历仿佛变成了参悟，坐在花坛边沿，我不敢嬉笑，一个绝世的爱情故事在眼底陡然复活，我只能安静地。那是一个怎样的少女，不是貌若天仙的形容就能让人感心动肠，何况是自己敌对的努尔皇后的侄女。
据说，玛哈尔的皮肤像“透明的水晶”，我想这不是沙·贾汗看中的唯一，更多的是玛哈尔的聪慧，性柔和能诗善经，长于舞蹈、音乐的天赋。
相传沙贾汗和玛哈尔只是偶遇，那时沙·贾汗才是个王子，有一天来到皇宫，正好看到了玛哈尔正在玩赏一颗钻石。玛哈尔的曼妙让沙·贾汗从此不能自己。有道是“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这不难揣出沙贾汗的当年心境，疯狂的痴情，让这对有情人有幸走到了一起，那年玛哈尔刚满19岁。
嫁为人妇，便随夫唱。
在沙·贾汗被放逐的七年里，玛哈尔不离不弃。沙·贾汗感激涕零，便赐给爱妃“蒙泰姬·玛哈尔”这样的一个封号，以“宫廷的王冠”誉之而不及。在婚后十九年里，玛哈尔为他生下了十四个孩子，不幸的是玛哈尔的伴君征战，成了他们爱情经典中的最后妙笔，1631年，在归途中生了第十四个女儿时，便死在布尔汉普尔的营帐之中，那年玛哈尔38岁。
相传，皇后临死时，沙·贾汗早已肝胆俱裂，嗫嗫地问道：“您若死了，叫我怎样表达我对你的爱情呢？”玛哈尔说：“如陛下不忘记我，请不要再娶，替我造一个大坟，让我的名字得以永远流传后世，那么我此生一切都满足了。”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这也就是玛哈尔当时的心境，也是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最后执守，直到不舍地闭上双眼。沙·贾汗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二十二年的时光，六千五百万卢比的耗费，不仅完成了陵寝之巨制，还鳏居了三十六年之久，一个“世界之王”的莫卧尔帝王用不堪想象的毅力续写着与泰姬爱情经典。
大剧的情节多以悲意的结局，而又是那样惊人的雷同。尽管沙·贾汗“像父亲那样对待臣仆，比哪个君主都心胸开阔”，但是，在他晚年，抛弃的不仅是臣仆们，连自己的儿子奥朗则布也不念骨肉情分，残忍地将他幽禁在了阿格拉城的茉莉宫中，如困笼中的沙·贾汉，每天只能在八角凉亭内隔窗眺望远一河相隔的爱妃的陵墓，落寞不如死去。整整七年，你去想象一个垂垂老者的撑持。
在他七十五岁那年，当沙·贾汗最后一次强拖着病躯，挣扎着还要看上爱妃最后一眼，那是何等的惊世骇俗，我想，世间万千惊心动魄故事中，便也不嫌多了对他们的赘述。
阿格拉城堡的雄伟和富丽不在话下。
整座阿格拉城堡只有沙·贾汗被幽禁的八角厅最令我驻足，良久，我伫立不去，透过窗户，也看一眼泰姬陵，便感到那圆形的穹顶不再是“一滴永恒的珍珠泪”，而是正待催发的花蕾。
我理解泰戈尔在《爱者之贻》中的赞美，但我更加欣赏一个中国普通女人的心声：“泰姬，幸福的女人，你使我明白，什么叫做一个女人的幸福......”
沙·贾汗和玛哈尔虽然死了。
我来，是为看一份经久的芬芳，一种不朽的美丽。
高高在上的瓦纳拉西
看到血淋淋的孟买，又想起瓦拉纳西，一座犹如耶路撒冷般的圣城，也曾经有过恐怖袭击。
我没有去过孟买，但到过瓦拉纳西。
去时，瓦拉纳西的宁静与喧嚣都还循规蹈矩，不敢去想象一座承载孟买人屈辱与尊严的泰姬玛哈酒店，一场血腥的屠杀，让我看到一些“道德化身”的虚伪与残暴，不管你是谁。
瓦拉纳西，在印度教徒的心里依旧是纯洁的圣城。
只是来得如此郁闷，坐火车，昨晚11点到阿格拉火车站，凌晨一点半火车才到，就那么一直站着。导游说：坐印度的火车不晚点才不正常。与其说火车站，还不如说是一个临时停靠站台，地上无数的老鼠从容不迫，蓬顶上排满的燕子也任情拉撒，稍不留意都有可能“中彩”。火车卧铺也不用说，和国内的大不一样，好得多了个布帘，又在上铺，就那样蜷缩着，一夜未能入眠。
到瓦纳拉西是3月8日上午的九点半，我说的北京时间，要按印度时间只才7点半。入住酒店的时间是12点，我们落住的酒店叫Merado，等办好手续，也快到了吃完饭的时间。
先到鹿野苑。
大门外有很多小贩，大巴才刚刚停稳，就会有不少的孩子拿着木雕佛像围拢过来。公园的铁门仅开了半扇，是怕混票的还是印度人就这个习惯，不懂。
鹿野苑一开始就走出了我的想象，原以为有雄伟的寺庙和高大的佛像，而在佛学大词典里也有这样的文字：“此地层轩重阁，连垣周堵，垣中有高二百尺之精舍，其西南有阿育王所建高七十余尺之石柱，石含玉润，鉴照映彻，僧徒千余众......”而眼前的是仅仅一片废墟，怎么也和“仙人住处”难以联系起来。
我的脚步还是谨慎的，尽管我不是信徒。
当站立在经堂遗址之上，我感到了一种沧桑与悲凉，面对一群来自东土台湾的素衣女子们的虔诚朝拜，更是莫明其妙的感到了沮丧，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就是历史。
也仅片刻，我改变我的态度，这不能等同景观看待，尽管没有佛像、香炉、蒲团，但“因为空既色、色既空，佛不是供在那里的，佛是自己的心庙里的和尚们永远成不了佛，因为他们敬佛、迷佛，而佛不会敬自己、迷自己，躲避尘世的修炼只能是空，到头还是色。”我苟同一位旅者说的，他对于鹿野苑的悟早已超出了普通游人的高度。莫不是，晋代法显大师甲子之年不顾生死而西赴天竺，而后大师200年的唐代高僧玄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也远赴西天，不就一样的心境与诉求，都想站在那棵菩提树下......渴望参悟成佛，然而，“他们绝大部分也很难成佛，因为他们敬佛的起源地、迷佛的起源地，而佛不会敬自己的起源地、迷自己的起源地，去除不了‘心里非要去印度的执着’就是色，到头还是空。”我有自知之明，当自己也来到那棵荫盖里地的菩提树时，我依旧还是一个普普通通游客。
但，当游客也不能浮浅，我一直围绕达曼克塔转悠，不是许愿，是敬仰，敬仰达曼克塔的几百年的沉埋而依然。此塔高33米，下层石筑，上层砖砌，内为实心。唐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这样描写过：“精舍西南有石翠堵坡，无忧王建也。基虽倾陷，尚余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余尺，石含玉润，鉴照映彻……”
我想问一问导游，为何叫鹿野苑这个名字，他的中文实在差火，只能罢了，直到回了国，查了些书籍也就自然明了。鹿野苑“梵名Mrgada^va 。为释尊成道后初转法轮之地，即今之沙尔那斯（ Sa^rna^th，即梵名Sa^rangana^tha ，鹿主之意），位于今北印度瓦拉纳西市（Varanasi）以北约10公里处。又译作仙人鹿野苑、鹿野园、鹿野、鹿苑、仙苑、仙人园。关于地名之由来，诸说纷异，出曜经卷十四以此地乃诸神仙及得道五通之学者游止之所，非凡夫所居，故称之为‘仙人住处’；又谓昔有婆罗奈国王游猎至此，网鹿千头，经鹿王哀求以日送一鹿供王食用，王始放群鹿，故地名‘鹿野苑’。大毗婆沙论卷一八三博采众说，以佛过去世为最胜仙人，尝于此地初转法轮，故称‘仙人论处’；以佛未出世或出世时，恒有诸神仙住此不绝，故称‘仙人住处’；以昔有五百仙人飞行空中，至此处见王之婇女，发欲心而失神通，堕坠于此，故称‘仙人堕处’。此外，大唐西域记卷七以鹿王为代有孕之母鹿舍身就死，因而感动梵达多国王，使王释放鹿群，并布施树林，而称之为‘施鹿林’。”
释迦牟尼29岁时视“王子之尊”如草芥，毅然离开王宫苦行，6年的摩揭陀国尼连禅河畔树林中，日食一麻一米的修习苦行，却仍然不能得以解脱。直到释迦来到一棵毕波罗树下结跏跌坐，才终于觉悟成佛。释迦觉悟之后便独行至波罗奈斯城北鹿野苑之地，寻到与他一起出家修行的五位侍者，并向他们宣说自己所觉悟之人生真谛。
相传就算当真，释迦牟尼住世说法45年，讲经300余会，化度弟子数千，两千余年薪火相传，徒子徒孙高达数亿，可见可叹，这是必然。
更可叹的是无情的毁弃。君不知石柱上有禁止毁僧内容的婆罗密体铭文，还是难敌战争其它教徒的肆虐。我是注意到了那有名的阿育王石柱，石柱上有4狮柱头和《鹿野苑说法的佛陀像》。4狮柱头高15米，它不仅已成为鹿野苑馆藏珍品，还是印度共和国国徽的图案。《鹿野苑说法的佛陀像》是座灰砂石的雕像，像高159厘米，大约创作于公元5世纪。座像雕刻得精致而圆润，细密而流畅，是笈多王朝的产物，其与《马图拉佛陀立像》并称为印度古典主义艺术的双璧。
就要离开鹿野苑，一群印度妇女正在清除杂草，与这苍凉，人的劳作变得一组生动的符号，我情不自禁地抬起了相机，却得来的是妇女们的伸手，意思是说，要照相可以，但要付钱。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这些妇女的行为应该归在哪条？
回酒店，休息至八点，要去恒河边上看圣浴。
出街，满眼是黑压压的人头，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不难想象。可又想来，它毕竟不过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却哪来这人头攒动，起初不解。后来听说，在印度教徒心中有不可颠覆的四大愿望：住瓦纳拉西、结交圣人、饮恒河水、敬湿婆神。于是教徒们纷至沓来。
瓦拉纳西，属印度北方邦。传说，瓦拉纳西是6000年前由湿婆神创建，被称作迦尸(KASHI)，意为“神光照耀之地”，瓦纳西拉也曾数易其名，东晋高僧法显访问时，叫迦尸国，而四百年后，玄奘来到时就变成波罗柰国了；英国人管它叫贝拿勒斯(BENARES）；改回了瓦拉纳西是在印度独立后。
瓦拉纳西的破旧也很难令人想象，更难形容，但它的古老不置可否。有人说，在瓦拉纳西随手捡起一块瓦片说不定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连马克吐温都说过：“比历史老，比传说老，比传统老，甚至比这些加起来的两倍还要老。”谁还能不信？
十六个团友分别坐上九辆人力拉车，我和云南日报社的李开义一组，像风挤在密匝匝的丛林之间。
瓦拉纳西是活生生的原始态度，屋舍陈旧与斑驳，黄牛或是别的牲畜都慵懒地躺在大街上，到处是还冒着热气的牛粪，而还无时不刻伸过来乞讨之手。
一位搞摄影人慷慨万千，他说：瓦拉纳西的小巷是出名的迷魂阵但它的奇妙之处也正在于它错乱的方向，幽暗的气氛，和从里面时不时出现个奇特的人物如果镜子是无心的相机，所以健忘。那么相机就是多情的镜子，记住一切。这世界，对于镜子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对于相机来说，一切却刻骨铭心 ......
我便开始觉得瓦拉纳西的邋遢才是这座城市的经典，如果不再是这般，你能铭记它的多少？
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这城市最大的“伽特”达萨斯瓦麦德，伽特是梵语，意为通向山顶或水边的台阶。“十匹马的祭祀”是达萨斯瓦麦德本意，这样的伽特在瓦拉纳西共有百个之多，只不过达萨斯瓦麦德名气是每天在这里举行的祭祀恒河的仪式。
六七里长的河岸上，挤满了人群。仪式由三位白衣红带的祭司主持，装满清水的法螺，眼镜蛇和生命之树造型的灯，还有满筐的玫瑰花，祭司们在鼓声和唱念声中把花举向四方，印度教祭司们就是这样以火、清水和鲜花来表达对恒河的敬意。
人群中还穿梭着小孩和女人，他们兜售着一种镶满鲜花的灯，这是供游人施放的，意即施放自己的心愿。仪式繁复冗长并没有消弭激情，梵音与法鼓交织在一起。
当然还有警察，不管我怎么举起相机，都没有表现出厌恶与反感。
“天祠百余所，外道万余人，并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断发、或椎髻，露形无服涂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这是玄奘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看到的情景，今夜的恒河岸边依然如故。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在探索灵魂解脱的终极道路上的笃定，一千年不算太久，也许还有一万年......
第二天一大早又来，一是来看恒河的日出，二是来看教徒们圣浴，三是来看火葬。
只有日出是熟悉的，不能从海或是河抑或是从山的尽头，都是喷薄而出。
圣浴的人们在数万人之多，男人有的只围一条白色腰布，有的几近赤裸，女人也有穿着莎丽，有的赤裸着上身，形形色色如同一幅巨大的壁挂。他们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三次将水撩过头顶，然后全身三次没入水中，可以说教徒们每天的日子都是从沐浴开始自沐浴结束，因为他们相信，恒河之水天上来，更从湿婆神的头上流下，饮恒河水或是沐浴就能洗清罪孽，甚至起死回生。
当我们乘船来到河中，方才知道恒河的污浊令人发指，而还有人掬水洗耳洗面，折一根树枝刷着发黄的老牙。这也许在他们的心中，世俗的污浊远比恒河的水有过之而不及。
恒河中还有很多划船叫卖的小贩，多数是圣灯和盛圣水使用的器皿，还有就是一些粗糙的小工艺品。你不买也没有什么，但看姑娘那随你而执着的样子不忍，总得施舍点，即使买一个根本无用的东西。
船来到了哈瑞希昌得拉卡伽特，这里就是将灵魂送入天堂的人口。有人告诉我，在瓦拉纳西的小巷中，不经意就能见到鲜艳耀眼的抬尸架，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他们终极一生，把宗教视作是生命的童话，死也要死到瓦拉纳西，甚至苟延残喘的老人或者病人，常常会租下旅馆，等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们并没有看到那高亢吆喝的一幕，最后只好借助游船。
正好有死尸火化，只见几名男子将包裹好的遗体浸入河水中，反复三次，然后卸去抬尸架，在将遗体放上火葬柴堆上......
不许拍照，其实更不愿目睹，要不是事前一无所知。不过我看到了教徒们对于死亡的态度，他们从不用眼泪送别亡灵，而是相信那千年之火能烧烬罪孽而让亲人洁净轮回，假如人在世时是一种痛苦，死亡何曾不是一种解脱？他们会在七天之后宴饮，再行登船，高兴地将亲人的骨灰撒到河中，然后彻底地忘记。
此刻，心情陡然凝重，我一路不语。
我不堪看到八亿印度教徒心中的圣城，竟是“如此分明的阴郁和热情、黑夜和白天，也许你这座被称为圣城中的圣城，本来就在地狱和天堂间。”
“那时我不敢触摸任何东西，甚至不敢呼吸，空气都似乎充满了粪土和尸灰，阴暗潮湿的窄巷中时时浮出濒死者的脸，丰富了想象中地狱的细节；而在清晨，伽特沐浴在阳光下，人们沐浴在河水中，瑜珈行者伸向太阳的手臂，凝固成一片天堂的欢欣。”
这是作家鹌鹑的窝写到的，也正如我看到的圣城。
这就是高高在上的瓦拉纳西。
一座可以触摸到灵魂的城市
加尔各答是我访问印度的最后一站。
于加尔各答的了解只有泰戈尔和他的《飞鸟集》，我不隐讳我对于《飞鸟集》也只不过是浅尝辄止。泰戈尔在我的心目中是伟大，这不仅仅是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更多是一生的笃定与坚持，著作等身。
我书橱里仅有的也就这部《飞鸟集》，那还是十堰市旧书市场上刨来的，随我流浪，不舍不离。那时起，我就倍感泰戈尔的分量，正如郑振铎在《泰戈尔传》说的那段话，我十分苟同，他说：“许多批评家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善良。在现代的许多诗人中，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感得和平，感得安慰，并且知道真相爱......他是我们圣人中的第一人：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之本身的，这就是我们所以爱他的原因了。”
加尔各答，除了孟买、德里，应该排在第三，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它位于印度东部恒河三角洲地区，胡格利河的东岸。全市有人口4.638.350人，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口为14.681.589人，这还是两年前的一次统计。但加尔各答有着德里和孟买不具有的容颜与骨髓，有人把它和我们的上海做过类比，都曾经有过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凌辱，只要徜徉在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你就一定会生出这样的想法，不管这座城市在印度人眼里多么荣耀，但都会耿耿于怀那一身英国式的外衣，而包裹着的是滴血的印度人的灵魂。300年啦，其表，在英国人的打造下，堂而皇之，其里，是对这块土地的凌迟，笑在英国人的脸上，却痛在印度人的心底。
翻译说，在加尔各答最好是弃车走路，这样感受加尔各答会更加真切，我们信了，这是有可能是翻译的一种借口，加尔各答的街道不是十分宽敞，车水马龙，不便行车，要停车也难找个地方。
第一站就到了加尔各答大学。印度的大学好像都没有国内许多大学那么声张，一道小巷，直通校园，尽管有门卫，却没有人上来盘问，不过，我们虽属不熟，更是匆匆过客，来是一种景仰，毕竟它创建于两个世纪以前的1857年，是印度建校最早的三所大学之一。没人讲解，只能草草视之，却又因为这草草视之，而迷路了。大学有很多肤色近似的学生，他们对我们的到来似乎并不在意，我们却在意有这样一群学生，于是用最简单的沟通方——打手势，学生们开始腼腆，单为了留个影，就推诿了半天，等我们出得校门，大队人马早不见了踪影。翻译说过，如果走丢了，请不要乱走，就在原地。这是最好的办法，果然奏效，翻译找到我们时，我们已走头了校园外的那条街，又回到原点。这条街尽是书摊，密密匝匝，国内所没有。
翻译说，下一站去参观泰戈尔故居。
穿过几条街巷，再拐转一条小巷就到了。是到了，却有一个小女孩偎依在小巷口的屋墙下，脏兮兮的小手伸向我们，我仿佛看到了女孩目光里充满的忧郁与渴望。
小女孩似乎选错了地方，我想，来这里的游人不会很多，但反向思考，小女孩的选择是智慧的，能到这里来走走看看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有人给了孩子几个卢比，孩子笑吟吟地走了。
小巷不深，突兀在眼前的是一座草木葱茏的大院。我不识得英文招牌，翻译说，这上面写着“泰戈尔故居”，诗人就出生在这里。
门前是泰戈尔铜像，诗人半个侧身，身着长袍，蓄着长须，乱而稀疏的发式，凝目沉思。
我们只能从侧门登楼，还需寄存包裹，脱去鞋子，干脆正了衣冠，上楼。
这回，我一个人走，逐间去看，包括了诗人的起居室、会客室、文物陈列室。尤其来到他的案桌，我停住了脚步、凝住了眼神，就这方个人书案，却是诗人抨击和抒怀世界的舞台。12岁的泰戈尔，就是在楼上这个窗口荧荧的烛光里创作了第一首诗歌，从此踏上文学的道路。
七十载笔耕不辍，奠定了泰戈尔予以世界无穷享受的精神堡垒。
从印度的国歌《印度的命运之神》到孟加拉的国歌《金色的孟加拉湾》，这是以国家的名义信仰的“精神图腾”，可见伟大，可见不朽。
故居里陈列很多画，都是出自泰戈尔之手，我不具赏识的眼光，看得潦草，记忆浅浅，却难以忘怀。
我多留意这位诗人的与中国的交往，但陈列室里少见。1924年春天，泰戈尔终于有了中国之行，这位诗人不仅和孙中山、梁启超等革命人士以及鲁迅、梅兰芳等大师都留有深厚交情，为此增添了不少的中国情结。据说在泰戈尔造访杭州灵隐寺的时候，杭州的主人们向他赠送一枚刻有“泰戈尔”的中国印，这令他喜不自禁。他侧身对梅兰芳说：“在印度，小孩降临后有两件事最重要：第一要给他起个名字，第二要给他少许饭吃。这样，这个孩子就和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关系了。我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泰戈尔”，我觉得我的生命是非与中国人的生命拼在一起不可了……”泰戈尔当时就想到请国学大师梁启超为他起个中国名字，后来，梁启超就真的以“竺震旦”达成他的这个这个愿望，那年诗人刚好64岁生日。
泰戈尔和梅兰芳的友谊更是被传为佳话。
5月19日，梅兰芳在开明戏院为泰戈尔专演了一场《洛神》，当时泰戈尔还即兴赋诗一首，并用毛笔写在一纨扇上，赠予梅兰芳留念：
亲爱的，
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梅兰芳很是感佩，当夜，就在汤定之大书法家送他的白纸折扇上面书写一段《洛神》最美的唱词：“满天云霞湿轻裳，如在银河碧河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汀烟月不胜凉。”第二天，梅兰芳便带着亲自写好的白纸折扇，去为泰戈尔送行。
可惜，在故居的陈列室里，我并没有看到这些，或许是我看走了眼，这些遗憾有可能会成为我再次造访的理由。
临走时，我签下了一句留言，只当我来看过诗人，一个中国人对他的无限崇敬。
当然，加尔各答，还有很多去处，有东印度公司的旧址，英国贸易商社所建造的几个有名史迹，还有孟加拉州政府官员的官邸拉治巴云、模仿他马哈卢的和平纪念堂以及最古老的兰园、亚美尼亚教会、云室皇宫和太空馆等等，最值得一去的是麦丹广场，这里被誉为加尔各答的心脏更是“肺”。
有人说，只有在这里，视野变得更加开阔。
我们只是看到在广场上有不少的人打板球、踢足球，甚至还有人野餐，我不以为然。翻译却说，这里还是举行政治集会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他说，尤其每天当太阳在胡格利河上沉落，能在麦丹广场悠闲自大地走上一番，一定是绝好的享受。
看得出，印度人对于这座城市有些骄傲和自满，却大作家耐保尔并不以为然：“暮色时分你走进市中心，会以为你闯入了伦敦城，瞧，那座烟雾弥漫，草木茏葱的maiden公园，不就是海德公园的翻版吗？……不远处的hooghly河，不就是一条更加宽阔而混浊的泰晤士河吗？”
我待夕阳西斜，却要赶着去一旁的维多利亚纪念馆。
我们围绕维多利亚纪念馆整整两个多小时。
维多利亚纪念馆完成于1921年，分成博物馆和美术馆。别人说，馆内从装饰到展品都极尽奢华，努力地向人们展示英属印度的业绩，我也算是真实见过，它在我的眼里，这只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勉强读本，更是印度人心中永远的疮疤。
无需讳言，我看透的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的存在，而是存在的伤痛的未来。
这就是加尔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