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楚雄卷上)佚名  著   阅读:18655

擦亮楚雄尘封的瑰宝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总序

杨成彪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除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展示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还有大量的史书诠释了这个举世公认的界定。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记载自己国家产生、发展、演变的史书。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着一套完整的而且记事时间与编纂年代跨度最长的史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廿四史。这部近4000万字的史书,记录了从黄帝到明代长达4000年的历史演进过程。这部书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真实记录,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史典,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除了这部基本史典,各地还有大量的史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方志。这些地方志是各地的瑰宝。这些志书详细记录了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自然景观、官府设置、官员更替、执政理念、执政要绩、重要建设、重要物产、地方文化、教育发展、自然灾害、风土人情、风物风貌、重要人物等等。读过这些史书,会对一个地方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会对这个地方过去的辉煌感到钦佩,也会为过去的失误产生感慨,还会对过去艰辛建设而保留至今的古迹产生敬仰,也会对今天不复存在的美景感到叹息。同时,通过读史,也会联想到今天,学习古人的优良品格和聪明才智,体会古代执政者为民造福而受到众生百姓称赞的执政要旨及为官害民而被记录史册的悲哀。通过读史,可以得到启迪,哪些古人的经验可以汲取,哪些教训应引以为戒,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哪些事业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鉴者,镜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就是志书被称为瑰宝的真正涵义。古代的志书,由于语言和表述方式与现代不同,许多地名和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当今的人们阅读起来比较困难,所以现在要把这些志书出版供人们阅读,必须进行整理校注。我把整理校注旧志称作擦亮尘封瑰宝的工作。

楚雄地处滇中,位于滇池洱海之间,东连昆明,西通大理,北与四川相连,有九县一市,二万九千多平方公里。现在的楚雄,包括地域、建置、民族、习俗、风情、经济、文化、教育等,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楚雄的历史,是现在楚雄的地域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记载和所发现的各种物证。根据这样对楚雄历史的界定,《史记》、《三国志》、《晋书》、《宋书》、新旧《唐书》、《元史》、《资治通鉴》及《云南志》等史志都对楚雄的历史沿革、风物人情、重大事件有所记载。这些记载表明,楚雄早在公元前就和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现代考古的许多发现,更证明了楚雄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元谋县发现了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使楚雄成了人类的发祥地之一。70年代初,又在元谋县的大墩子、永仁县的菜园子发现了数量甚多的新石器、陶器和骨器,还发现了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能种植粳稻、饲养家禽家畜。这些发现,证明了四千多年前,人类就在这里勤劳智慧地生息繁衍。70年代中期,又在楚雄万家坝发掘出了春秋晚期的铜鼓和大量的铜制生产生活用具及兵器。牟定也发现了西周时期用于演奏“庙堂之乐”的羊角编钟。这些发现,说明了三四千年前,楚雄的先民生产生活是相当进步的。楚雄虽然远离中原,地处边陲,但并非落后的僻壤,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楚雄久远的历史,除了考古的发现和经典史书的记载,境内还有大量的志书。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楚雄境内编修地方志书比较早,现保留下来最早的志书有明成化年间的隆庆《楚雄府志》。清代编修地方志书在楚雄境内蔚然成风,各县都倾力编纂县志,直至民国年间,编修不辍。现已发现54部,约700万字。这些宝贵的志书,除永仁仅有民国年间成书的《苴却行政区域地志》比较单薄外,大都比较完整全面地记录了楚雄所辖各县市的历史沿革、演变、发展及风物风情。尤其是乾隆《重修白盐井志》、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康熙《黑盐井志》、嘉庆《黑盐井志》和康熙《琅盐井志》、乾隆《续琅盐井志》,记述了当时制盐的先进工艺及当地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读后令人非常感叹。

楚雄的这些志书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是非常宝贵的文明财富,但长期散藏于州县档案馆或图书馆,有的为民间收藏,不能让更多的人阅读和使用,实在可惜。2003年初,有识之士给我写信,陈言整理这些旧志的目的意义。这年的七届州政协二次全会上,张建强等委员联名写了《关于整理出版州内旧方志的建议》的提案,并在大会上发言,提出要尽快整理出版这些旧志,以供当今资用。他们的建议,使我产生了共鸣。80年代后期,我任州教委主任期间,曾组织力量编写了《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志》。90年代后期,担任州政协主席后,又主持编纂了《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协志》。通过两度编志工作,我深切感到中国的先进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而地方志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是资政辅治、传承文明的可贵典籍。80年代中期,我任楚雄市委书记几年,深深感到,一个地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官一任,既要搞有形的建设,也要搞无形的文化建设,无形的建设影响深远,甚至比建造一座大厦更为重要。充分发掘历史文化宝库,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藏史、盛世读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为政者的一个神圣题目。我把这些想法给州委书记丁绍祥同志写了一封信,同时讲了整理出版旧志是对我州历史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一个重要举措。丁绍祥书记对我的信即刻作了批示,对我的观点和整理出版旧方志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并要我主持,州政协牵头,州地方志办公室参与,完成这项工作。

大家知道,政协没有操办具体工作的职能,更没有整理几百万字旧志的力量。我想,要我主持完成这一繁重的工作,可能是因为一是我有这方面的知识,二是凭我政协主席的职位可以调集各方面的力量。2003年4月初,州委办公室发文成立“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整理出版委员会”,州委书记丁绍祥、州长夜礼斌担任名誉主任,我任主任,州政协秘书长杨春华、州政协办公室主任姚家发、州志办副主任杜晋宏任副主任。州委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州政府也非常支持,专题研究保障整理出版所需的经费。

这次整理旧志是全州统一的完整的旧志整理。要做到完整,首先要对州境内旧方志资源进行调查。我们召开了有各县市政府办公室、志办、档案馆、图书馆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县市搞清各县市旧志资源,并如实上报。通过调查,得知全州境内现存各种旧志54部,分别收藏于州县市志办、图书馆、档案馆。我们两次派人下去把各县市保存的旧志借调上来,供集中整理。但还有乾隆《姚州志》、道光《姚州志》和嘉庆《黑盐井志》藏于省图书馆。经州文化局和省图书馆多方协调,由省图书馆帮我们复印初校。至此,全州境内已发现的旧志全部由我们掌握,为全力整理提供了基本条件。

州委、政府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全面整理出版境内旧方志,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我深感责任重大。这项艰巨的工作光靠我和政协的同志是不可能完成的。由于长期的交往,我和州内的文化人有着较深情感。我想,我借助这个条件,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共同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我和有较深文字功底且对整理古籍有一定经验的人士一联系,他们都非常乐意做这一工作。他们是杜晋宏、陈九彬、芮增瑞、曹晓宏、张海平、卜其明、熊次宪、赵志刚,还有元谋县的李在营和双柏县的杨壬林。他们中有的已退休多年,年岁很高;有的在私营企业工作,收人不菲;有的在职,有繁重的工作任务。大家都知道,整理这些故纸,要比写现代文章更要艰辛,更要耐心细致,更要较多知识,更要花很多心力。尽管如此,大家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应该为其出力。整理旧志,既要对历史负责,又要对现实负责,也就是既要准确地对旧志进行校注,又要使现在的人们看得懂,看起来方便。由于旧志的成书年代不同,撰写的作者不同,所以各部旧志的表述和风格,以至体例、体裁、结构都各不相同。我们这次整理,既要忠实原作,又要按照现在人们的阅读习惯和现代科学在印刷装帧方面的应用,尽可能地与时俱进。所以,我们提出了这次对旧志的整理出版要按照“统一、规范、精品”的要求进行。为了高质量地整理出版这些旧志,成立了由我任主编,杜晋宏、两增瑞、张海平为副主编的工作班子,并制定了校注者完成校注后由主编、副主编审核把关,然后交出版社审定的工作程序。

由于这次是州里统一组织对全州境内的旧志进行集中整理出版,我们把所整理的全部志书作为一部书一次统一印刷出版,书名定为《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除永仁县无旧志外,一县(市)一卷,共九卷。

“盛世修志”是人们对编纂志书历史背景的赞誉。中国历代王朝大都十分重视志书的编纂。廿四史这部书,从汉武帝到清乾隆续编不断,编纂过程长达1800多年。这部史典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崇祯十七年的历史进程。堪称中国历史的奇观,也称得上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历代王朝不但重视一统志的编修,还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中国地方志的编纂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多次诏令各地编纂地方志,并要求各地的地方志都要送朝廷的一统志馆收藏。康熙年间是盛世修志的鼎盛时期,《大清一统志》就是根据各地的志书编纂而成的。阅览楚雄州旧志,最令我感动的是《民国姚安县志》的编修。这部志书的编纂由省长由云龙任总纂,省主席卢汉、省民政厅长杨文清和云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杨炳麟任鉴定,姚安县的四任县长任监修,有离任的姚安、祥云、漾濞、剑川、凤仪、新平、开远、缅宁等县的县长和众多的教育文化界的人士参与,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历时八年。一部县志的编修,得到这么多的要员重视与参与,持续这么长时间不辍,说明当时的当政者的确把编修地方志作为当政的重要职责。那么多当过县长的人参与编修一个县的县志,说明这些人放得下架子,有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志书的编修和旧志的整理出版。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立题要对廿四史进行校注出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校勘标点。80年代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亲自主管地方志编纂工作,提出要用新观点、新材料和新方法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开启了编修新一轮新方志的历史进程。各级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组织力量编修地方志。各部门也积极编修部门志。楚雄州从80年代初开始,几届政府持续不断,历经10年艰辛,完成了六卷本《楚雄彝族自治州志》,各部门也编写了各自的部门志。这部“州志”,全面介绍了楚雄州的历史州情及其成就,是楚雄州的一部全书。这次州委、政府又决定整理出版州境内的旧方志,这将为更全地了解彝州,提供更翔实的史料。

编修地方志和整理旧方志的目的,一是存史,二是教化、三是资政。地方志全面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活动,让后人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后人读了地方志,能更多了解和认识前人所做的事,从中受到教益和启示;当政者读了地方志,能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把要做的事做得更好。当然,各种旧志,由于编纂者是为自己写史,不可能把自己的过失写人书中,更不可能把自己阻碍历史发展、残害百姓的所作所为记载下来;还由于编纂的立场观点不可能完全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为人民代言,更不可能把人民群众推进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言论和作为记入志书。我们现在读这些志书,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鉴别,弃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用。我们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除了重视党自身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以及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尤其重视中华民族历朝历代兴衰演变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主席一生中熟读各种史书,特别是对廿四史这部基本史典反复阅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作了大量批注。毛主席把历史上的许多经验教训灵活地用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可以说,毛主席是一位深研历史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军事家,是一位熟知中国历史的伟人,是一位灵活运用历史经验教训的伟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注重学习历史,都熟知中国历史,并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中华民族的先进思想来指导革命和治国,逐步完善治国方略。各级的许多领导也很注重学习历史,许多地方领导上任伊始,都首先翻阅当地的方志,了解历史,了解当地过去的一切,然后形成执政方略。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出访东南亚返回,在楚雄住了短短两天,详细阅读了《楚雄县志》,写下了“庄蹻通滇肇锡名,楚威远震古边城;濮髳北会无遗迹,诸葛南巡有旧营”的名句,为楚雄的历史写下了精彩的一页。

整理出版楚雄旧方志是一项擦亮尘封瑰宝的工程,是一项让楚雄瑰宝大放异彩的工程,这不仅是抢救楚雄的历史文化,而且是把楚雄的历史展示在更多人的面前,让大家了解楚雄的过去,从而激励人们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楚雄建设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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