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边纵八支队的斗争和生活片断
左阳
到“山那边”去
到“山那边”去,即指到解放(游击)区去。1949年4月的一天,长城中学地下 组织负责人华世习告知我,组织上决定要我下乡,并由我带队和与“乡下”来的人联 系;并说乡下需要干部,组织正在做工作,动员一批同学下乡。听说要下乡,在我的头 脑中引起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去,还是不去。原打算高中毕业后,还 要去读大学,下乡就得放弃学业,放弃较舒适的城市生活,去过较艰苦和危险的生活, 这是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其次,由于遗传的原因,我的眼睛那时就颇近视,下乡去不知 做什么,如果是到部队,我能适应吗?这是考虑的第二个问题。经过思想斗争,想到平 时党组织的教育: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个人要服从组织。我决心下 去,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年轻人 对即将来临的新的生活的憧憬与好奇心。第二天,我按照组织上交待的联络方式,去与 “乡下”来的人接头。在下午四点钟,我在西南大戏院门口站了一会儿,一个年轻人向 我走来,与我打招呼,操着建水口音小声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他就邀我一块从街 对面的一条小巷走出去,在一片蚕豆田边坐下谈话,这样,我们就和游击队派来的同志 联系上了。我告诉他这次下去的同学有几个家在专县的,旅费有困难,他答应帮助解 决。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在光华街的一个地方见面。我回到学校,通过组织通知下乡的 同学,要求第二天都进城去住,准备出发,但要注意不要让人发觉我们要走,以免发生 意外,还约定了碰头的时间和地点。第二天吃过中午饭,我的床铺和箱子像往日一样的 摆着,我只带上毛巾和牙刷,就离开了学校。回到家中,向父亲要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托辞说班上要到西山春游,要从家中带上两条棉毯,一床油布,别的话一句未讲。解放 后我才知道,母亲为我离家出走,痛哭了几天,虽然,家中也估量我是到“山那边” 去了。晚饭后,我到光华街一个冷饮店中会见了来联系的同志,他拿出90元半开交给 我,说给大家作旅费用,并交待了注意事项和到目的地的联系方式。以后才知道,来联 系的这位同志叫黄河浪。我与他分手后,急忙赶到约定的碰头地点,即大西门城楼附 近,我去到时大家已在等候。这次下乡的同学,我班有周平(刘忠澄)、昆生(刘永 明)、李璧(陈碧清、女)、朱福民、龙翔(王玮);高一班的健生(杨锡骏)、李琦 (李菊仙、女);初中部的刘贞(黄芯、女)和一个姓陈的男同学。我传达了黄河浪同 志交待的事项:(1)往滇西方向走,在316公里处下车,到下庄街(祥云县属)中心 小学,找胡贵老师联系。(2)要分散走,分几个小组,不能都挤在一张车上。(3)各 人要准备好一套对付军替盘查的言词。我们决定十个人分做四个小组,分头乘车去。